月讀命：泣離死悲的詠言

「中國的克莉絲汀」：初探台灣早期的「變性」概念

2012-02-04T08:33:00.000-08:00

雖然在當代的變性手術，主要是用以「治療」心裡認同與生理性別不符的個體，但在台灣變性手術的概念首次出現的時刻，所謂的「變性手術」所治理的對象卻是完全與當代所謂的「性別認同障礙」無關，甚至是藉由身體來打造全新性別認同的「治療副產品」。台灣最早被稱為「變性手術」的醫療施作，可以追溯至1955年，一名以男性身分生活三十五載的陸軍中士謝尖順因為血尿及腹痛就醫，卻意外被發現疑似是同時具有男女兩性生理性徵的「陰陽同體（intersexuality）」，並且是罕見的「真性兩性畸形患者」：

　　……陰陽人身體異狀，據外科林主任之診查，奶部突起下垂，皮膚細白，雙手柔軟，兩腳與男子相同，聲音尖小，左腹壁生一睪丸，右邊無有，生殖器閉塞，無尿道，尿道生在小陰唇當中，有象徵式之生殖器很小……[1]

　　……腹部剖開，經過三十餘分鐘的檢查後，證明陰陽人是屬於女性，發現內部有子宮、有卵巢，子宮直徑六公分長，三點五公分寬，同一般含苞未放處女的子宮差不多大，不過有點欠健全，兩邊卵巢都很完全……[2]

在主治醫師確認謝尖順的陰陽身體中「女性特徵比較佔優勢」、以及認為「將他變作女性，比維持其原來的男性要容易得多」[3]之後，陸軍第一總醫院隨即決定捨棄謝尖順原本作為男性數十年的生活經驗，為謝尖漸進行了摘除陰莖睪丸、將閉鎖的陰道打通等手術，並且給予女性荷爾蒙，希望能讓謝尖順易弁而釵、「重回」原本不曾存在謝尖順生命經驗中的「女兒身」。而這宗台灣歷史上首次的、因雌雄同體而接受「變性手術」轉換性別的醫學案例，在當時除了被醫學界視為彰顯中國醫學技術進步的空前創舉，並且主動將謝尖順的身體細節與「變性」的過程鉅細靡遺的公佈之外，大眾媒體也熱切的報導各種關於謝尖順「昔日沙場勇士，今則靜如處子」[4]的神奇轉變。在當時的報導內容中，由謝尖順本身的軍人身分召喚出的國家榮譽感，與醫學技術進步的樂觀主義共同揉雜著轉變性別的現代奇觀，構成了一幅對謝尖順變性一事慶典式的弔詭書寫，甚至將之與1952年美國大兵Cristina Jorgensen遠赴丹麥接受變性手術的事件相提並論，將他譽為「自由中國的克莉絲汀」。[5]

但相當有趣的是，相對於在為陰陽同體的身體給定性別的過程中，所保留的性別性別和過往所使用於社會生活性別不符，因此所接受的治療方式被稱為「變性手術」的中國克麗絲汀，Cristina Jorgensen這位西方克麗絲汀則沒有任何雌雄同體的狀況，並且相對比較接近當代精神醫學對變性者提出的醫學論述：因為性別認同的障礙而渴望透過手術轉換生理性別[6]。相對的，中國克麗絲汀在偶然發現自己的陰陽同體之前，並沒有因為雌雄同體的狀況而有性別認同的困擾，在手術過程中也沒有真正「重建」出新的生殖器官。謝尖順的「變性手術」僅將發育不全的陰莖和睪丸割除、打開原本閉鎖的陰道並且讓外陰重現的「整型手術」。換言之，中國克麗絲汀並沒有真正的經歷身體上的「變性」過程，但卻意外的因為「治療」後的身體所歸屬的性別和其原來長期作為社會身分的性別不符，而在某種身體本位的性別邏輯之下，想當然耳的被要求重新改變其性別認同來適應這個全新的身體的過程，並且因此被冠上「變性手述」之名。

從大眾媒體對「中國克利絲汀」的誤用之中，我們可以看到幾個有趣的現象。首先就分類(classification)的觀點而言，一具同時具有雙重性徵的身體顯然是不符於典型分類系統的「例外」，也是理想化的分類系統在日常生活實作中與物質世界之間所產稱的衝突。作為台灣首見的陰陽同體個案，醫學體也就自然的基於對異常、病態的身體進行「治療」的邏輯，試圖透過手術的方式來將謝尖順的身體重新納回二元性別的框架之中。但在醫學體系對於「性別」純粹是由生殖功能以及生殖器官所定義的生理學式理解之中，謝尖順長期作為男性的生活經驗所反映的社會性別，則完全不在其考量的範圍之內。[7]這樣的分類方式除了很明顯與謝尖順本人，以及當時普遍文化中並沒有精緻的區分「生理/社會性別」的分類體系有所衝突之外，醫療體系是否有權力使用其技術力量來轉變改變一個人的社會身分，在當時也處於高度不確定性的狀態：

……此在我國臨床醫學史上並無先例，將一個三十多歲的男性，予以改變為一個女的，雖就其病情而論，應該這樣做，可是在法律等方面，是否會有所牴觸？該院不免多所顧慮，經將情呈奉最高當局核准，始於本月二十九日上午施行決定「性」的手術……[8]

在這樣的脈絡之下，「變性手術」的概念既可以用於理解謝尖順在社會性別上的轉變過程，同時藉由一套清晰的強調生理徵像作為「性別」本質的醫學論述、以及不斷從謝尖順身上找出各種諸如「他的舉止神態，屬於女性型，其他無異常狀態」[9]、「現在她看到男人就有點害羞，其害羞的狀態，正像很少出門的鄉下大姑娘的表情」[10]等具有女性氣質的蛛絲馬跡來生產謝尖順原本應是女性的暗示，構築起謝尖順男性的身分是「錯誤的分類結果」的最終結論，以及應當為其施作「變性手術」的合法性。在對於謝尖順近乎瘋狂的社會關注逐漸消退之後，仍然陸續有被陰陽人在醫學檢查中被意外發現，並且基於生理上的親近性而同時重建生理和社會性別的案例[11]，至此，一個模糊的、用以矯治異常身體的「變性」概念，已經深植入普遍社會的概念範疇之中。

在變性手術鑲嵌於陰陽同體治療的醫學論述的階段，雖然獨立於醫療體系的國家權力也對於穩定陰陽人的社會身分有所協助，但大都是以較為個案化的方式處理[12][13]，並沒有相對普遍性的規範，換言之仍然並未納入國家治理的體系化範疇之中。除此之外，作為接受變性手術的個體，也幾乎純粹作為被施加技術重新打造的客體化身體，被動的接受醫療體系對其生產的醫學論述與給定的性別身分，並沒有太多的能動性。[14]

但「變性手術」具備醫學上可行性的概念，在社會中隨著國內陰陽性身體的治理、以及被當成先進國家新奇現象的外電消息不斷散佈的結果[15][16]，同時也召喚出了另外一批和早期陰陽同體的個體完全不同的、對變性手術有著積極需求和渴望的對象，也就是那些和Cristina Jorgensen類似、渴望透過變性手術轉變身體並且以另外一種性別在社會中生活的「性別轉換者（transsexual）」。在1970年以後，陸續有性別轉換者向醫院尋求變性手術的案例出現。但相對於之前對於陰陽性的異常身體作為「異例」的積極調整，醫療體卻在對原本「機能正常」的身體進行手術移除器官一事上產生合法性的困難：

……那所醫院本身沒這種設備和專家，就介紹她到台北找台大醫院。台大醫院召集了一組醫師商議，考慮到手術後的法律問題，最後婉言拒絕了。然後，她求治於三軍總醫院，情況相同……[17]

……林國信並指出，變性手術涉及兵役、戶籍等法律問題，又與宗教、文化、社會背景有關，台大醫院正以極為慎重的態度面對此事。……[18]

……長庚醫院院長張昭雄昨天說，該院目前正以謹慎的態度考慮成立「變性審查委員會」。他說，除非執行變性手術的醫師能有法律上明確的保障，否則院方寧可採取比較保守的作法。……[19]

在轉換生理性別的變性手術中，由於需要去除原本生理機能完好的器官，因此完全打破典型醫療行為的概念中對於機能失常的器官進行醫治的既有想像，且被視為對身體既有性器官具有高度傷害性的手術，因此也無法保證法律體系是否會認定變性手術能作為合法的醫療行為、阻卻對他人身體生殖機能的損毀所構成的傷害罪刑[20]、以及將男性變為女性，所可能涉及妨害兵役的刑責。因此在民國75年以前各醫院對於施行變性手術的卻步，也可想而知。

至於之後「真正的」變性手術在台灣的合法化過程，則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1] <南市發現陰陽人將動手術辨男女> ，1953-08-14，聯合報

[2] <手術順利完成改造具有把握> ，1953-08-21，聯合報

[3] <我國醫學史上的創舉謝尖順變性手術成功>，1955-08-31，聯合報

[4] <昔日沙場勇士今則靜如處子謝尖順任職大同教養院陰陽分明甘於雌伏>， 1958-09-17，聯合報

[5] <中國克麗絲汀>，1953-09-01，聯合報

[6] Joanne Meyerowitz, 2002, <Ex-GI Becomes Blond Beauty>, HowSex Changed: a History of Transsexualismin the United Stat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7] <成年男女已定型顛倒陰陽難適應>1978-09-26，聯合報

[8] <謝尖順的女兒經棄鬚眉不勝羞惱懷積慮經年方解>，1958-09-17，聯合報

[9] <四次手術易弁而釵謝尖順變性經過>，1955-10-28，聯合報

[10] <我國醫學史上的創舉謝尖順變性手術成功>1955-08-31，聯合報

[11] 余欣庭，<台灣戰後異端性/身體的管束歷史：以同性戀和陰陽人為例，（1950s-2008）>，2009，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

[12] <巳為巾幗.不作鬚眉戶籍記載.昨是今非>，1956-01-07，聯合報

[13] <混沌乾坤廿一載一朝成丁締鴛盟>，1956-09-30，聯合報（尚有許多類似報導不再重複引用）

[14] 回顧關於謝尖順的報導，在被告知要轉換社會性別之初其本人曾清晰的表達過反對的意見，甚至一度對醫院有所敵視，但最後仍在國防部和醫院的強力勸說下勉強接受手術。從他直到晚年都呈現強烈的身心不適應、從鬱而終的狀況來看，國家不顧其個人意願所施予的治理對其個人而言可說是悲劇一場。詳見<陰差陽錯時也晚‧不重為女重為男‧謝順非丈夫‧有淚今輕彈>1964-12-16，聯合報

[15] <變性作新娘婚姻無效> 1975-02-20，聯合報

[16] <大千世界有妻有女．水手變性>，1970-10-08，聯合報（尚有許多類似報導不再重複引用）

[17] <少女堅決要變男性只活一天她也甘願> ，1976-02-09，聯合報

[18] <變性手術牽涉廣台大不輕易進行>，1988-04-06，聯合報

[19] <除非法有明確保障長庚寧採保守作法>，1982-07-18，聯合報

[20] 張千蓉<變性人之性別自主與健康權研究>，2011，高雄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

「患病」的性別：歷史敘事、醫療擬象、與當代跨性主體的自我形塑

2012-01-16T09:07:00.000-08:00

在高度受到醫療化(medicalize)影響的當代社會中，個人的社會處境、自我意識，甚至是身分認同，都會受到建置化的醫療機構所加諸於其身上的治理，以及醫療知識對於個人存在狀態的詮釋所影響。但上述醫療化與主體經驗之間的關係，並不僅是一種去時空脈絡的醫療化想像對於現代性下個人/個體的單向性滲透，而所謂的滲透，也並非僅止於各種醫療化的治理或者論述，對於個體的意識形態或者身分認同所造成的影響。相反的，醫療化作為一種在貫時性脈絡上發生的歷史過程，其與個人的身體經驗、醫學知識、組織建置、以及社會文化之間存在著交互生產的關係。醫療化的結果深植於個體的自我認識之中，但同時也在內化的過程中被個體所詮釋、轉換。本文將以「性別認同障礙(Gender Identity Disorder)」此一在二十世紀中期才誕生於精神醫學視野中的精神疾患做為主題進行相關的文獻回顧，並且試圖為對於跨性心理狀態因為醫療化而形成特殊的「病理化主體身分」的歷史進程，以及其與當代具有變性傾向的個體的身體經驗與自我認同之間的關係，提出新的分析視點。

若要對於跨性行為與認同作為精神疾患在當代精神醫學中的論述有所認識，在性與性別認同失調手冊(Handbook of Sexual and Gender Identity Disorders)一書中的「幼童與青少年性別認同障礙」以及「成人性別認同障礙」兩章節，或可作為何謂「性別認同(genderidentity)」以及性別認同做為一種「障礙(disorder)」的初步裡解。在此書中，性(sex)所指涉的是個體在生理性的外顯器官、內分泌系統、或生殖系統上所歸屬的是男性或女性；性別(gender)則反映各體在客觀層面的心理或行為特徵上所歸屬的是男性或女性；性別認同(genderidentity)則是個體在心理上所認定自身所歸屬的性別。依據美國精神醫學學會(America Psy Association)所發表的精神疾患診斷與統計手冊（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簡稱DSM）所定義，所謂的性別認同障礙，則是同時滿足下列診斷準則後方能被判定的一種精神疾患：

A. 具有強烈且持續性的性別轉換渴望，並且這樣的渴望並非源自對於欲轉換之性別在社會中所具有的的文化優勢。

B. 對於自己的原生生理性別有強烈的不舒適，或者是對於原生性別在社會中被分派的性別角色有強烈的不適切感受。

C. 上述的不適感受並沒有伴隨生理上的雌雄同體(intersex)狀況。’

D. 上述的不適切感受造成臨床上顯著的憂鬱或者對於正常工作、社會生活等重要機能造成損害。

除了對於性別認同障礙提出臨床診斷準則之外，在書中更精致的將性別認同障礙依照個案的發生年齡區分為幼童、青少年以及成人期性別認同障礙，並且將上述四項準則進行更明確的操作化、提出不同的心理測量工具和施策的信效度結果作為醫師臨床診斷的參考指標。除了臨床診斷的準則之外，書中也對於性別認同障礙的相關臨床研究作出回顧，包括在不同時期的發生率、可能的疾病發生學解釋，以及建議的診斷與治療方式等。但書中也承認如「強烈」、「持續性」、或「不適感受」等詞彙在臨床診斷的操作化上存在困難、長期追蹤研究的樣本數量有限且研究結果存在分歧、以及性別認同障礙在發生學上並不存在具有說服力的假說等限制。

雖然透過當代精神醫學對於性別認同障礙在發生、特徵、及治療所建構的完整論述，能讓我們對於「性別認同障礙」作為一種精神疾患有蓋略性的了解。但如果從社會建構的觀點來看，這樣的精神疾患勢必是一種歷史性的產物，而並非指向某種先驗性存在的「性別認同障礙者」。若使用Joseph Dumit(2010)的觀點來看，當代醫學中去時空脈絡的「客觀化」身體論述，其實是在特定的文化氛圍和醫療視點(medical gaze)下所被生產、甚至因為當代醫學與科學的權威性而具有規訓特質的「人觀類別(category of person)」。在Joseph Dumit的理論中，他以當代腦神經科學和憂鬱症的論述在大眾文化中以及醫病關係中的再現、以及此一再現被內化的過程為例，認為當代人對於自身心理狀態和身體經驗的詮釋其實深受上述科學和醫學論論所生產的事實所滲透。在被Joseph Dumit形容為「自我形塑(self-fashion)」的過程之中，由腦神經科學對心理疾患所做出的生物性假說，創造了對於身體本質的全新認識，個人則將自己的身體經驗與自我理解，與既存的、由科學或醫學所生產的身體事實彼此進行調和，甚至藉由仿擬將去脈絡化的事實置入特定社會文化處境的身體經驗之中。

為了釐清性別認同的病理化發展過程，以及重新將跨性傾向的當代認同與主體生產置回時間脈絡之中，對於變性傾向與其病體化過程的歷史理解是必要的知識基礎之一。而精神醫學以心理認同的異常來理解變性傾向，在整個變性主體的發展歷史裡，其實是在近20年的精神醫學中才在被生產出來的概念。在性別認同障礙此一病理標籤出現之前，對於那些對厭惡自己的原生性別、希望透過醫療技術改變生理上的性別特徵的個體，則有一個更具有歷史性以及身分意涵的概念範疇：變性欲(transexual)，直接指涉著希望透過手術改變自己的生理性別徵項的個體。甚至在變性欲此醫病理化名詞出現之前，各種不同的跨性傾向早就存在於既有的文化脈絡之中。

在「性別如何改變：美國變性欲症的歷史(how sex change：a history of transsexuality in the unite states)」一書內，作者Joanne Meyerowitz就對於20世紀中期「變性欲(transsexuality)」在美國出現和流變的過程有著十分精湛的回顧。該書作者認為，雖然跨性行為或傾向普遍的存在於不同文化之中，但一種特定的、依附於一連串包含「透過外科手術改變生理性別」的觀念，則是奠基於特定的歷史發展脈絡之下所造成的結果。20世紀初期生理學、內分泌學、以及胚胎發展學研究對於性別二分的觀念進行挑戰，並且塑造了人類天生乃是「生理雙性(bisexuality)」的光譜式性別觀念。延續著這樣的性別研究，生理性別、社會性別、性傾向等種種與「性」有關的概念逐漸被精致劃分和生產，並且和分散於不同治療用途中的外科手術環節，重整成一套使性別重建成為可能的醫學技術。而變性手術作術以及性別轉的可能，則要到1953年第一位赴歐接受性別重建手術的美國大兵Cristina Jorgensen被紐約時報大篇幅報導之後，才成為社會大眾被普遍認知的概念。與此同時，伴隨著1960年代風起雲湧的女權與同志平權運動風潮，以及具有變性需求的人大量在Cristina Jorgensen的故事曝光後現身，「變性欲」逐漸在大眾媒體反覆生產各種變性者的生命敘事之下，成為涵括著一整組生命與心理興驗論述的主體身分。

從上述變性主體的生產過程中，「事實」的確對於影響某種主體身分的出現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但這並非描述個人身體經驗、事實、以及社會文化脈與主體經驗之間複雜互動的完整說法。回到Joseph Dumit的理論脈絡，自我形塑並不是單向性的科學事實生產出當代主體的過程。畢竟，若將身體經驗視為被不同論述相互穿透的場域，那麼一種關於「變性欲症」的身分與身體經驗的形成，必然包含脈絡中的個體與去脈絡的「事實」進行協商和重新詮釋的過程，新的「事實」的生產，同時也需要仰賴個人經驗所提供的論述資源做為基礎。以美國的變性欲症事實生成歷史來看，由於大量希望施作變性手術的人轉向求助持有醫療技術的醫師，因此變性者的主體身分與醫學體系對於變性欲論述的病理化生產之間有著十分複雜的動態關係。一方面，研究者和醫生仰賴與這些「患者」互動的經驗以及自身的知識系統，逐步的建構關於「變性欲症(transsexualism)」的醫療化詮釋；另一方面，這樣的醫療化詮釋也必然和變性者的主體意識之間存在著緊張關係，並且造成變性者和醫療體系在「變性欲」的身分論述的話語權上的相互競逐，以及變性欲症的患者在接受醫學論述時對其詮釋的調整。

從一種模糊的跨性傾向，到渴望改變生理性別的「變性欲」，再發展到當代的「性別認同障礙」，病理化的過程與其所生產的主體身份之間存在著既相互衝突又相互建構的關係，甚至連外於疾病指涉對象的文化社會中，其人觀(personhood)也同樣受到精神醫學論述所影響。因此，純粹以當代精神醫學的觀點來理解「性別認同障礙」此一概念，就會忽視此一疾病建構過程的歷史與社會特徵，以及在這樣的歷史過程中由對跨性傾向的不同醫學敘事而產生的不同主體性。更進一步來說，若性別認同障礙的當代論述中存在著歷史過程的軌跡，那麼當代跨性別「患者」的身體經驗與身分認同，其中也同樣能找到歷史性的印痕。

參考文獻：

David L. Rowland, Luca Incrocci , 2008, Handbook of Sexual and Gender Identity Disorders, John Willy & Sons, Inc.

Joseph Dumit, 2010, a Digital Image of the Category of the Person/ PET Scanning and Self-Fashioning, from “A Reader in Medical Anthropology: Theoretical Trajectories, Emergent Realities”, edited by Byron Good, Michael M. J. Fischer, Sarah S. Willen , Blackwell Publishing.

Joanne Meyerowitz, 2002, How Sex Changed: a History of Transsexu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劉道捷，1993，變男變女變變變─深入探究台灣的變性現象，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蔡靜宜，2009變性者的性別麻煩－變性評估的性別政治，國立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楓橋夜影--清華大學校園講座小記

2011-12-31T02:11:00.000-08:00

在飄著細雨的傍晚趕到清華大學車水馬龍的校門口，手裡除了提著整個旅行袋的繩子和吊環外，還有前一個晚上才倉促備好的講綱和差點沒搭上的高鐵單程票。小林一行人早在下午就到了新竹，作為這次講座的表演者和半個講者在開場前十分鐘才趕到實在是很不好意思的一件事情。不過萬幸的是一切都還算是有驚無險。其實在皮繩做過的各種大大小小的活動中，我還是最喜歡校園的氛圍。無論是校園做為一個實踐的場域；或者是校園裡面對的人。當然也可能和校園是我最熟悉的地方有很大的關係吧，總覺得在學校裡談BDSM、談繩縛，所得到的回饋普遍都是一種讓人舒適的、善良而踴躍的好奇心。

這次在清大的講座是兩校聯合性別社團「清交部落革」所舉辦的彩虹周系列活動的最後一場，走在清大校園裡不時可見彩虹旗在絮雨中飄舞著，聽說前幾天在還有一個小型的同志遊行，一群不多不少的人就這樣伴著旗子詔告天下自己的存在。

真的，有聲音存在的世界無比美好。我們都需要一些讓自己的存在能生根的養分、陽光和空氣。

這似乎是第一次皮繩在戶外的講座，半圓形的廣場擺幾十張椅子、投影幕、音響和地燈，而繩縛表演則是仰賴旁邊一棵巨大老樹的枝幹，據說在清大已經有百年歷史。一開始聽邀請我們的社團說是戶外講座而且可以用樹的時候，我就已經對於能再這樣的氣氛下表演非常期待，而當我自己真的在夜空下隨著音樂把麻繩展開時，我也確實的醉心於這樣的氣氛之中。絢爛而強烈的金黃色光照在漆黑的夜裡有種迷幻的質感。蒼鬱的樹在晚上雖然看不出葉蔭的顏色但其存在卻讓空間中似乎有故事在流動，那是一種非常特別的經驗。雖然有點慚愧的是，因為時間緊迫所以除了換音樂之外我並沒有呈現出太多新的綁法或元素，如果以後還有機會在清大獻藝的話，希望能呈現出更精湛一點的東西。

之後的講座就由我和小林兩個人分別談了一些關於BDSM的文化、BDSM是怎麼樣的東西、表演是怎麼一回事、以及皮繩的歷史和現在的發展之類的事情。小林對於這樣的內容似乎已經是駕輕就熟了，而這是我第一次試著在公眾的面前談論關於我認同的這個文化圈的種種。而且是談著談著我才發現，其實自己想講的東西很多，無論是BDSM做為一種文化和性別論述之間的關係，或是BDSM到底能做為一種怎麼樣的個人意義實踐，去談論的過程，也是在不斷的發崛自己對於這些事情的態度。同時也很高興大家能捧場我所說的學院風格笑話，因為我實在不是一個非常幽默的人(遠目)。

一如往常的，講座總是在所有人嬉鬧快樂的玩著各種不同的道具，以及彼此簇擁著朋友嘗試被繩縛或懸吊的過程中劃下句點。其實，相對於網路上多到令人厭煩、頤指氣使的討論甚麼樣的關係才夠資格被稱為SM、列點考評怎麼樣才一個好的S或好的M、甚至是自信滿滿的對於「正確的SM」進行劃界的文章，我更寧願相信，好的SM關係所需要的特質並不會比任何一般的親密關係多，也不會比任何親密關係少。而當一個好S或好M，也和當一個善良溫柔、讓人願意接觸、願意與之相處的人相差無幾。BDSM做為一種實踐和生活並不是教條式的遵循某種指南或規定，也沒有任何「做了甚麼才夠資格稱做SM」之類的問題。對身體與慾望的好奇心、樂於嘗試、發想、實驗、去玩出最能讓彼此快樂的遊戲劇碼和相處方式，以及良好的溝通、同理、相互尊重與取悅，除卻這些之外再無其它。BDSM其實一點都不神秘，它和所有讓人愉快的關係並無二致，只是它用了比較特別的方式來達到這個愉快罷了。而做為一個講座，最重要的也就僅是把這樣的方式介紹到所有聽/觀眾的視野之中而已。

書評：《Changing Sex: Transsexualism, Technology, And The Idea Of Gender》

2011-11-08T05:36:00.000-08:00

一、基本資料

原文書名：Bernice L. Hausman Changing Sex: Transsexualism, Technology, And The Idea Of Gender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中譯書名：變移的「性」：變性欲症、科技與性別(暫譯)

參考書評：

1. C. Todd White Changing Sex: Transsexualism, Technology, and the Idea of Gender (review), Courtesy of the International Gay and Lesbian Review , available at :
http://www.usc.edu/isd/archives/oneigla/onepress/

2. Vernon A. Rosario, Changing Sex: Transsexualism, Technology, and the Idea of Gender (review). Configurations, 4(2), 1996, pp. 243-246

二、本書摘述

本書的主標題<Changing Sex>其實是一個十分耐人尋味的雙關語。第一種解讀方式是將Changing Sex譯為”改變性別(Changing the Sex)”，也就是此書所欲處理的主要論題之一：變性慾症(Transsexualism)如何隨著醫學知識與技術的發展，而逐漸成為一種可能的身份和認同內涵的歷史過程。而第二種解讀方式則是將Changing Sex譯為”性別的變遷(Changing of sex)”，則是此書的第二個論題：性別(sex)與性/別(gender)此兩種概念如何在近代的特定物質條之下被逐步被生產、變遷，並且作為建構當代主體意識的主要象徵符碼。

Hausman的研究方法依循著傅柯關於知識與主體打造的歷史分析取徑，書中的第一章與第二章分別聚焦於內分泌學與外科重建手術這兩種醫學知識與實作之上。Hausman認為內分泌學的出現，讓個體的性別行為特質與身體內部的生理機制產生聯繫、生產出其物質性(並且因此指涉著本質性)的發生機制，進而提供了一條除了性器官之外的認知途徑來理解一個人的”真實性別(true sex)”。外科重建手術則讓身體形貌的改變在技術上成為可能，同時也讓現代社會對於身體的態度由”本質的”轉向”可塑的”，並且身體”可塑性”的合理化，是奠基在個體的心理徵象與文化影響的穩固性”之上。

第三章則主要討論臨床醫學處理雌雄同體(intersexuality)的經驗，以及基於這樣面對生理性別模糊指的個體的性別認定、甚至性別指派問題，而產生的普遍性醫療準則，將主體的性身份的穩固建構依據由生理上的性徵(sex)，取代為以行為為借定基準且帶有社會文化色彩的性別角色(gender role)，最終生產出純粹心因性的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並且確立了身體與性身份之間的斷裂。

第四章與第五章，Hausman正式開始討論變性慾症於1980年代末於臨床精神醫學中的診斷與治療知識的生產與變遷，並且試圖解釋為何對於變性手術的需求，會成為變性慾最為顯著的 ”症狀” 。Hausman認為前述兩種醫學知識與技術的出現，加上在雌雄同體的醫療知識中所建構的性別主體論述(discourse)，同時為變性慾症提供了技術上的可能性，也因為其主體性的意符(signifier)由身體與外顯器官轉向心理認同與外顯行為，讓變性慾症有了被生產的物質與知識基礎。而變性慾症以心理性別認同和醫療需求為核心所構成的主體，就是在性的本質(nature of sex)由生理指涉轉為心理指涉，加上其由醫病互動而建構的身分特徵下漸進而成的產物。因此對於性別轉換者(transsexual)對於變性手術的強烈需求，在這樣的詮釋之下即是為了將心理與文化意涵上的性別(gender)與主體性的連帶關係予以穩固化的象徵。

在最後一章中，Hausman為自己所提出的歷史論述補足了理論面向的完整性。就如此章的標題 ”性(sex)、性別(gender)與身體的符號學” 所諭示，他使用羅蘭巴特的符號學理論來處理進代性學論述作為打造性主體的符號象徵系統，並且以變性慾症的出現為範例，證明性主體內容的歷史演進如何不斷改變當代的個人對於自身主體內函的理解。從由身體(body)作為意符(signifier)與性(sex)所作為意指(signified)所產生的主體，被置換為由性別角色(gender role)作為意符與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作為意指的新主體。換言之，性別並非一具有跨時空衡定性的普片遍概念，人作為性的主體也同樣的具有歷史脈絡上的特殊性，並且此一性主體被生產的歷史過程並非憑空發生，而是有其特定的物質條件作為發生背景才使這樣的轉變成為可能。

三、本書評論

跨性別(Transgender)與性別轉換(transsexual)是女性主義、性別理論與酷兒理論中，相對於女性或者同志研究而言較為新興的研究主題。本書以較為偏向科技與社會研究(STS)取徑的方式，試圖對於變性欲症(transsexualism)作為身份主體的誕生，以醫學知識與臨床實作的發展作為脈絡進行歷史性的分析，相對於其它較為典型、研究主體面臨的政治或文化脈絡處境的「典型」性別研究而言，可以說是並不多見的分析取徑。在C. Todd White的書評中，也同樣認為”此書為性別轉換與性別此一概念，提出了非常具有價值的歷史性解釋”，並且將Hausman的研究對於性別理論的貢獻歸結於” Hausman藉由證明唯有在性-身體/性別-文化的對立存在的前提之下，性倒錯(gender dysphoria)此一概念才有存在的可能性，將此一近代性別理論中所發展出的對立進行去建構。(C. Todd White, 2002)”

但由於Hausman在書中強力的挑戰了幾位女性主義理論家對於性與性別的觀點，甚至在第六章中花了大量的篇幅對極富盛名的後結構女性主義學者Judith Butler提出全面性的批判，因此也有許多其它學者對於此書的論點抱持全然負面的評價。在Vernon A. Rosario的書評中，除了對此書的幾句客套之言以外，毫不留情的將剩下的篇幅全部用於批判Hausman的著作。Rosario認為此書中存在著許多「事實層面」上的錯誤，並且以DSM III版作為純粹的「診斷指引」，其中完全不存在任何對於變性欲症(以及其它任何精神疾患)的治療建議，來質疑Hausman是否誤解了某些精神醫學的知識，才會作出「DSM指南也同樣將變性的需求作為判定性別認同障礙的標準」這樣的論述。Rosario也強烈的批評Hausman使用變性手術的需求作為性別轉換者(transsexual)身份認定的唯一依據是徹底的「變性本位主義」，並且忽視現實狀況中跨性別族群在自我認同上的複雜性，同時也排除了那些對於性別重置手術沒有強烈需求或者僅使用賀爾蒙藥物治療，卻在認同上仍然認定自己另一性別的個體。而Hausman在書中將性別轉換者打造主體認同的基礎，視為全然由醫療知識中性與性別概念的變遷所帶來的歷史結果，這樣的論法也被Rosario認為過度放大了醫療體系的影響力，是為科技決定論且缺乏主體能動性展現的史觀，也無視於在女性主義運動風起雲湧的90年代末期，街頭與學院中的性別論術和實作所帶來的文化與政治轉向與相關社群的興起，對於個人認同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在此筆者部分同意Rosario對於Hausman的批判，尤其是性別轉換者本身的主體性如何在個體的層次上被建構此一部份，確實是書中論證問題最大的一個環節。Hausman在書中對於性別轉換者本身如何理解與在日常生活中打造自己的身份與認同，僅針對已出版的的少數幾本相關自傳進行內容分析。這使他的資料來源無論在時間序列的分佈上或是代表性上都可能有很大的爭議性存在，在跨性別這塊組成異質性相當高、一手資料相對稀少的場域中，沒有針對研究主題作出適當的田野資料也的確足以成為論證可信度的致命傷。

但筆者也認為不需要因此全面否定本書可能的價值或者參考性。若將其視為討論在醫學知識與技術的面向，一個「變性」的身份成為可能的特定歷史條件，此書仍然提供了十分有力的說明，並且將性別此一往往在其它研究中被普遍化概念賦予歷史性的意義。就算它並沒有妥當的處理這樣的歷史條件與其所衍生的醫病經驗，如何與個人的生命和文化經驗共構出一個「跨性別」身份，以及這兩者之間是否存在著斷裂等諸多問題，筆者認為此書仍然是試圖為跨性別與性別轉換等身份的出現作出歷史性解釋時，極富參考價值的重要讀物。

四、本書啟示

在台灣的性別相關著作中，針對跨性別或者性別轉換所撰寫的相關書籍除，除了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於2006年出版、何春蕤教授主編的「跨性別」一書之外，五年下來竟然沒有任何其它的相關著作或譯作出現。甚至「跨性別」一書也僅是文集性質而並非專論性書籍。相對於業已蓬勃發展的同志研究，跨性別與性別轉換領域在台灣似乎處於完全停滯的狀態。不僅能直接參考的理論工具如翻譯書籍或本土研究等皆付之闕如，在地歷史的空白也讓起頭的研究工作十分的艱鉅。而若跨性別與性別轉換終究是一個與醫療和身體經驗存在密切關係的論題，那麼此書或可提供一個科技與社會研究的視點，為台灣當代變性欲症的身體史提供一個起步的基石。

五、進階讀物與其他參考資料：

Judith Butler著，林郁庭譯，〈性．別惑亂：女性主義與身分顛覆〉，桂冠出版，2008

何春蕤主編，<跨性別>，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出版，2006

Re Alex：幼童性別認同障礙與治療的司法爭議

2011-10-31T22:52:00.000-07:00

2004年，澳洲的家事法院針對被診斷有「性別認同障礙(Gender Identity Disorder, GID)」的13歲小女孩Alex(化名)，作出了引起廣泛討論的判決。在Alex的認知之中，自己雖然擁有女性的身體，但藏在軀殼底下的卻是一個被錯置了的男性靈魂—「她」自始至終都認為自已應當以「他」的身分繼續自己的校園與家庭生活。而對於他的要求，澳洲家事法院首席法官Alastair Nicholson徵詢了Alex周遭的專業與非專業關係人，包括他的家人、親戚、即將入學的學校老師、他的心理治療師，同時也找了其它精神醫學領域的專家、隸屬澳洲政府的人權與機會平等委員會等，分別就此一議題的不同面向(包括醫療、人權、法律)進行討論。經過了多次的聽證會後，決定賦予針對Alex的性別認同問題而施行醫療處理與身分變更程序合法性，其中包括允許其在青春期之藉由可逆的賀爾蒙阻斷治療(Hormone Blocking Therapy)來延緩其青春期的到來和女性性徵的發育，之後再於16歲後開始不可逆的賀爾蒙替代治療(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讓他的臉形和體態轉換成較接近生理男性的樣貌。同時法庭也允許Alex變更姓名和戶政登記中的性別。換言之，Alex對於自己的性別認同受到國家權力的認可，並且連帶保證了相關醫療措施在施行上的合法性。

這樣的判決，在形成的過程前後、以及法庭的內外都造成的廣泛的、關於此一醫療行為是否應當被執行的爭論。而這也是澳洲的家事法院在判決書中，說明自身為此醫療介入的「合法性」進行仲裁和賦權的原因：基於澳洲法律系統中將兒童的部分監護權力積極歸屬於國家的特徵，因此純粹依憑Alex的表述(就算這樣的表述有其心理治療師的背書)或是其家人的意願，都不足以構成此一醫療介入判斷的合法性基礎，而需要透過國家機器來保證這樣的治療確實有實施的必要，同時也避免因為專業知識的缺乏而造成對於兒童權利的侵犯。

但Alex並非第一個在青春期之前就出現性別認同問題且尋求醫療協助的案例，國家權力對於性別認同障礙認定與醫療執行的介入，在Alex的案例中很可能是偶然之下的結果。由於Alex的原生家庭存在著嚴重的問題，再加上其強烈的憂鬱、侵略性格和自殺傾向，因此早就是安置機構(國家)的管理對象，其對於男性性別認同的堅持也因此由負責的個案工作者所記錄與呈報，最終帶入家事法庭的場域。而也正因為司法程序所提供的、徵集各個不同領域意見所形成的「議題空間」，以及司法事件本身將事件拉抬至公共領域成為可見議題的能力，令此一事件成為受到社會與媒體關注、並且在法庭內外都存在著依憑不同「社會世界(Social worlds)」的旨趣而形成的交鋒。

無論是賀爾蒙阻斷或者替代治療，就一般邏輯而言都是對於Alex「機能正常」的身體所進行的破壞性醫療介入，而這樣的介入是否有「根據」或者是「必要性」，在Alex的性別認同障礙難以用普遍社會中「身心一致」的性別框架來理解的前提下，也就成為了引發社會討論的焦點。

但環繞於「Alex所面臨的身心狀況」以及基於上述狀況的理解而衍生出的「醫療介入的必要性」作為共通詞彙的討論，其實在不同的社會世界之間存在著非常高的內容異質性。在某些保守團體(如具有基督教色彩的南十字生物道德基金會)的反對發言中，Alex的案例被視為是一種醫療行為對於「正常人」的錯誤介入，並且認為Alex轉變為男性的渴望是由性欲所驅使。除此之外，性別認同障礙與同性戀之間在常民視界中不可避免的混淆、以及基督教保守主義對於任何性別跨界行為的保守態度，或許也是造成其立場的原因。上述的觀察或許由南十字生物道德基金會執行長的發言中，可以略見端倪：「難道有人認為自己應當是匹馬，我們也應該幫他做個手術嗎？……她(Alex)在三十歲之後一定會對於自己的決定感到後悔」

相對於前述保守團體的反對觀點，澳洲部分的男同志運動者、女性主義者以及法律學者，雖然同樣對澳洲家事法庭的判決抱持反對立場，但卻是依循著截然不同的路徑而得到結論。他們認為Alex的性別認同困擾是肇因於父權結構中對於陽剛氣質女性的壓迫，導致Alex將自己的社會適應轉向追求男性的身體以讓社會接受自己的性別氣質。因此社會環境中對於「非典型性別」的不友善，才是兒童性別認同問題的主要肇因。意圖透過醫療改變生理性別並不會對於Alex往後的生活造成顯著的幫助，很可能還會因為性別轉換的相關醫療技術先天的局限性，使Alex飽受「功能不全的人造器官」所帶來的痛苦。除此之外，他們也全面性的質疑性別認同障礙作為精神疾病的合理性，認為這樣強烈與治療連結的「診斷」，背後其實主要依據的是精神醫師個人對於性別的意識型態，並且因此缺乏可信的實證基礎。

上述不同社會世界於法庭外部的爭論，相對而言較為遠離Alex的生命歷史脈絡，對於整件事情的細節資訊掌握程度也較低。相反的，這些法庭外部的社會世界基於自己的特定旨趣對於此一事件的不同面向展開關注，並且將之視為某種政治社會意涵的象徵。在這樣的挪用之中，事件本身並不作為獨特的單一事件而存在，而是反映了某種普遍的、去個人化的「論述」框架：關於兒童性別認同障礙的肇因、恰當的處理方式、或者其發生的社會文化背景。至於Alex是否「確實」能作為這樣的框架的代表案例，則不是其主要的關切內容。

相反的，在法庭內部與聽證會的過程中，所存在的討論擇更多是貼合著Alex的主觀意願表達，以及精神醫學家對於「性別認同障礙」此一精神疾患在兒童診斷和治療上的知識理解所衍生出的討論。Alex的家人、親戚與老師由於親眼目睹Alex所展現的重度憂鬱、自殘和攻擊傾向，因此幾乎一致同意如果Alex轉換身分與性別的意念在精神醫學上有所根據，並且能確實透過賀爾蒙相關治療得到解決，那麼他們會選擇支持這樣的決定。而法官在判決書中，也不斷強調其判准所依據的是奠基於科學的真實知識。但這樣的「根據」對於身處精神醫學領域的專家而言，卻永遠會存在著不確定性且具有道德上的爭議。

雖然Alex穩定存在的男性性別認同以及其它的行為特徵，皆大致符合精神醫學中對於性別認同障礙的判斷準則，因此是一個相對「典型」的案例。但就精神醫師的觀點而言，由於在兒童期性別認同的流動或者轉換並非罕見現象，並且可能肇因於許多不同的理由。因此性別認同障礙診斷的有效性缺乏足夠的實證根據以及系統性的判準。換言之，精神醫學專家並無法肯定Alex的男性認同是否會持續到青春期之後，對於賀爾蒙阻斷的效果、可能帶來的風險等，在案例十分罕見的前提下也都成為無法被由科學證明的不確定因子。

就算在這樣的不確定之下，澳洲家事法庭依然對於Alex的醫療行為作出了認可，這樣的認可既包含部分的科學基礎，也包含了非科學、基於對Alex的重度憂鬱、自殺與侵略傾向作出積極回應的迫切需求。而雖然這樣的判決由於尊重了Alex的個人意志、借由司法議題的公共性，對於既有對於性別認同與身體的公共觀點提出了新的挑戰，因此可說在其中扮演了進步性角色。但這同樣也衍生了國家機器對於具有邊緣性質的身體與醫療積極介入治理的疑慮。尋求醫療的身體所要爭戰的場域不再僅侷限於個體、其周遭親屬和醫療專業知識，國家對於個人身體的所有權宣示，為Alex的事件譜下了一個看似樂觀卻耐人尋味的終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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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or D, 2004, Sex and Drugs and Media Roll – The Family Court's Decisions in Re Alex. Australian. Children's Rights News, 37, p21-27

Wallbank Rachael, 2004, Re Alex "Through a Looking Glass" . Australian Children's Rights News, 37, 28-37.

Sheila Jeffreys, 2004, Sex Change Urged by Gender Bias, available at http://www.rapereliefshelter.bc.ca/learn/resources/sex-change-urged-gender-b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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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Skidmore,2004, Gender reassignment surgery does not help in our gender-divided society, available at http://www.onlineopinion.com.au/view.asp?article=2160&page=0

迷離的地景：談荒木經惟攝影展「遺影」

2011-09-24T12:38:00.000-07:00

去了荒木的展，說真的我之前很少看攝影展，對於要怎麼欣賞攝影這件事情也沒有太多有建設性的想法。對於荒木，我相當的陌生。只是大略的聽說了他是個在風格上有點爭議的人，有些人覺得他的作品和色情照片沒有太大的差別，毫無藝術可言。但或許這個「越界」的說法，也會是吸引著某一類在情色與生活上「跨界」的人為之著迷的原因吧。所以這不是一篇談攝影美學的專業之作，只是一個有點社會科學訓練的人，用某種焦段錯誤的鏡頭所反射出的另一種"遺影"。

看完之展覽之後，我對荒木經惟的印象是：無論它是甚麼，它都離色情很遠。

這樣的遠離並不是因為諸如藝術之類高尚的理由，而是因為在我的觀點中荒木的作品確實是不帶有慾望的。他鏡頭下的肉身、綑綁、塑膠娃娃的陰部所展現的並不是赤裸的性慾，甚至不是某種性慾的迂迴暗示。就算其中真的有那麼一點想捕捉慾望的意味，歪曲至此的慾望是否能稱為慾望我想也會是另外一個讓人佇立沉思的問題。

我覺得荒木經惟的攝影，或者說今天展出的拍立得系列吧(因為我也沒有看過其它的了)，強烈的呈現了幾個概念的隱喻：「情緒的疏離」、「感官的邊緣」、「無機/有機的相互指涉」。而這大概也是為什麼我覺得他在遺影這場展覽中，黑白拍立得作品遠優於彩色放大輸出的那幾張。畢竟如果要說「真正的攝影，捕捉的是其身後的影子」，那麼影子終究是沒有顏色的、存在於主體對立面之處的幽微景象。這次展出的作品在素材上可以看到很高的一致性：裸身的塑膠娃娃、塑膠恐龍、裸身的女體、塑膠花、街景，這幾個元素獨立構成每一張作品的唯一主軸，偶爾會有共構但並不多見。

荒木經惟在拍街景時幾乎都用了一種很「驚鴻一瞥」的方式構圖。屢見不鮮的歪斜、由車輛中透過車窗向外拍攝的視點、彷彿隨興仰頭即見的天空，那是一種非常日常的視點。但吊詭的是，這些視點雖然極度貼近日常生活的經驗視域，但卻都是被排除在「觀看」之外，作為離開注視中心而不被辨識的「殘景」。嚴格來說荒木經維的作品並無法帶給人具有強烈衝擊性的感官刺激，但透過大量拼貼那些處在感官邊緣、去中心化的無意識日常經驗，卻讓人有了檢視自身與周遭疏離關係，以及某種精神病理學上所謂之「解離」的可能性。街角、行人、車窗，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從身邊湧流而過又被旋即忘卻的事物被重新拾起，既熟悉也陌生，這大概就是他作品中無所不在的「曖昧」的發源之所在吧。

依循著同樣的邏輯檢視荒木經惟關於女體的攝影作品，或多或少也解答了為何在我的觀點中，性慾完全不在這些赤裸的身體殘像中佔有一席之地。誠然，他毫不避諱的呈現了某個「性的時刻」的剪影(那些拍攝的視角是不是彷彿擷取自你我在某一次做愛過程中的視網膜？)，但他並沒有挑選那些慾望最為噴張的瞬間(這也是我認為荒木經惟與經心設計要讓人勃起的色情影像完全格格不入的一點)。相反的，他選擇了一個離峰時段，一個不曾被好好凝視的時間點，甚至連身體都是稍微遠離最為性欲的：不那麼窈窕年輕、不帶羞赧，卻依然風韻猶存。他鏡頭下的女性泰半是帶著笑的，一種遠離性的歡愉和出神，卻又清楚的暗示著性的存在的曖昧淺笑，多少有點哲學上所言的「反身(reflexivity)」的意味。而反身本身就是和自我的相對疏離，也同時意味著一個更加邊緣的視點。

如果在荒木經惟的這一系列作品中，對於那些有生命的主體(女體、城市)，他把因為過於日常，而在「觀看」的過程中被自動略去的破碎經驗，蒐集成一幅迷離的風景，那麼面對那些沒有生命的主體(玩偶、塑膠恐龍、人造花等)，荒木經惟所做的則是呈現它們最具有生命的樣貌，來試圖模糊有機與無機之間的關係。帶有濃厚性意味的玩偶、被排列的具有自身目的性的塑膠恐龍(甚至有時集體列隊彷彿正在覓食)、盛開的人造花，與之前因為疏離而顯得曖昧的有機物相對比，無機的物品所呈現的卻是盈滿動機的奇特生態，這樣的錯位或許是荒木經惟的「遺影」中，另外一個值得一看之處吧。

藝穗節戲後雜感

2011-09-14T09:49:00.000-07:00

這次的藝穗節真的是太讓人覺得開心了，除了開心之外再也想不到更多的形容詞。最開心的是，我們真的完成了這樣的一件事情。我熱切的珍惜著在這裡的一分每一秒，大概是因為我已經很自私很任性的把大家都當成家人、把這裡當成家在生活了吧。一起排練、一起笑、一起拆裝舞台搬運道具、一起看著彼此的表演從雛形慢慢臻至成熟，最後在舞台上展現，誰說走出這裡之後我們就只是個變態呢，只要我們一起存在的地方，就是讓「這裡」能生根落地的地方。我相信之後一定還有更多更多可以說的故事。

另外一件開心的事情大概就是我終於完整的完成了一段自己的處女演出吧。從三月決定要演出到開始到其實經歷了很多忐忑，一直覺得自己還沒有這樣的能力，又不想放掉這樣的機會，花了一兩個月慢慢摸索著怎麼加入其它的元素讓表演更豐富，並且找了海兔來幫忙設計整個演出的結構，然後在小四的建議下逐漸的將原本冗長的節奏凝練成比較流暢的演出。這段過程中其實我一直對於自己的繩縛技巧能不能做到上台演出的程度有很大的焦慮，三天兩頭約Cybiel往昆陽跑。因為確實，之前我並沒有好好的、完整的把自己所學到的東西反覆認真練過，而Cybiel也確實不是那麼好吊的一個模特兒，完全吊不起來的狀況頻繁的發生在每次的嘗試中。再加上自己練鋼琴養成的「每一個細節都要確認到位分毫不差」的壞習慣，所以吊縛時一出狀況往往就會整個陣腳大亂，越弄越糟。

這樣的焦慮感在第一次採排時達到最高峰，那天看著每個人的表演都越來越順暢，自己卻又在一群人面前吊縛失敗，離演出只剩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覺得又挫折又氣餒，覺得對不起教我這麼久的小林，也對不起願意給我幾乎完全自主的空間決定表演內容的小四，總是覺得自己在辜負所有人的期待也在拖累整個演出，但也不知道該怎麼辦，甚至想換模特兒。

難過了好幾天以後，還是決定繼續回來練。一是不相信自己做不到，二是覺得放不下，對Cybiel多少也有點「我就不信我搞不定你」的奇妙堅持。總之最後三個禮拜，似乎是之前累積的經驗開始慢慢開花結果，終於抓到了所有在吊縛上的關鍵點，包括胸繩的位置、一定要注意的細節、繩圈的處理方式等等都慢慢得到確定。

一次又一次的成功慢慢讓我累積了一些信心，就算表演還是不斷超時，至少已經不再會怕有吊不起來的狀況，就一路繼續往前把舞的部分和綁縛的順暢程度繼續練下去，每個橋段的設計也隨著練習一個一個的慢慢被拼湊起來。表演前最後幾周真的是作夢都常常夢到自己正在吊人，旁邊還站著小林不斷說這裡要如何那裏要怎樣。但其實在進南海藝廊彩排之前，一切都看起來還是很像一個人很緊張的在綁繩子(好啦我覺得現在還是很像)，而不像在表演。

不過在南海第一次採排前吧，看著舞台、看著軌道燈打在眼前的眩光，忽然想起小林曾經說過的「要樂在表演中」，我忽然有一種想通的感覺。既然都站在這裡了，那就把它玩的淋漓盡致吧。

2011年8月26日的南海藝廊，是我第一次在台上覺得自己正在享受著表演這件事，也是小林對我說「還不錯噢」的第一次。彩排結束後婷也很認真的告訴我一些演出的技巧和經驗談，包括怎麼直接拆吊環節省時間、怎麼用身體遮住不想讓觀眾看到的失誤。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算碰到不順利的地方，也不要露出很凝重的表情」。

其實我一直很欽慕婷能在舞台上看起來這麼隨心所欲、隨興所至，也很珍惜她願意這麼認真的告訴作為初生之犢的我「怎麼做好表演」這件事情。總之到了這一刻，忽然就覺得一切都沒問題了，就算不完美，但我覺得這會是很快樂的、我的第一次演出。

8月28日正式表演，開心的情緒已經完全取代了緊張。雖然過程中失誤還是存在，但亢奮是真的，期待也是真的，已經沒有甚麼擔心的事情了，就只是一心一意的想呈現最好的東西出來。那時在台上我是真的很快樂的，甚至某些時刻感覺到自己不自覺的在淺笑，因為我真的站在這裡，當年那個在家裡偷偷上皮繩網站的少年，今天真的以皮繩愉虐邦的名字作為舞台獻藝。就算只是充滿了失誤的樸素演出，離真正的精湛也還有很遠的距離、有很多東西要學要努力，但真的好開心，真的。

之後的9/9和9/10兩天主要忙的是前台和表演六，前台真的是需要很細心的地方，但這也是我的痛處，感覺都在一片混亂之中度過。領票、換錢、確認名單…ETC，兵荒馬亂的，希望多有幾次經驗之後可以處理的更順手些。而對於能在表演六軋上一角我一直覺得是很新鮮的一件事情(雖然不知道為什麼有很多猙獰的表情)，一齣兩人相愛卻又無法在角色上磨合的戲碼可以這麼具有戲劇張力的方式呈現真的很厲害，Makodo藏著的美少女戰士服幾乎每次一見光就讓全場笑的東倒西歪。雖然最後這個故事並沒有告訴我們下了戲的男女主人公要怎麼繼續感情之路，但也是留下了一個讓人頗能在戲後深思的問句。

而關於謝謝與抱歉，也真的很多很多。謝謝願意讓我任性的決定演出內容的小四，也很抱歉票務的部分弄得有點混亂，謝謝小林和婷的指導(以及小林常常陪我跳奇怪的舞)，謝謝海兔幫我編舞、定妝，謝謝蜻蜓每每包容我在昆陽打擾(以及ipad可愛的啾啾聲)、謝謝小梅常常幫忙票務和拉我到處去玩(然後很不好意思一直忘記給你小熊T的錢)、謝謝兔兔教我拉筋、謝謝蟲子教Cybiel戴隱形眼鏡、謝謝狐狸的手工藝、謝謝鬼才讓人很放鬆的吐槽(你真的演得好棒噢)、謝謝魯夫陪我做幼稚的事情和常常幫忙跑腿、謝謝娃娃臉常常被我問東問西、謝謝IZUMO借我練習、謝謝大波一直讓我改劇本和拖稿、謝謝水晶、達可妮絲、光頭、阿凱…….謝謝所有的人。

藝穗節排練花絮─側吊練習

2011-07-12T11:48:00.000-07:00

為了藝穗節的表演3，持續的練習著。

因為實在覺得自己在繩縛的技藝上才勉強稱的上剛入門，對於舞台表演也只是稍有涉略，所以自然不能悠哉的「想到甚麼就順理成章的安排一下」，到八月底時才抓個大概的流程就半及興的上了。要練舞台呈現，也要練繩縛，更想慢慢的摸索出屬於自己在這一個領域的風格來。

我向來不是個能率性的大開大闔的人，所以一開始是朝著「行雲流水的細膩」這樣的想法去發展繩縛這件事情。雖然有時候能稍微的領會到那種「出神」的感覺，但大多數的時候還是神高手低，各種小細節的失誤總是成為斷點一般的存在，另外就是不確定「甚麼部位可以快速抽繩不會讓受方覺得痛」這件事也還在不斷摸索(雖然是越來越有想法，堪稱寬慰)。之前在跟著排練卡米地的緊縛繩宴時，曾經半開玩笑的試著也搭「追追追」的音樂來練習，結果自然是整個節奏被難以追趕的音樂拉走，亂成一氣。

所以就來練習吧。

搭著選定的音樂練習的側吊。沒有刻意的跟節拍，就是試著抓到某種質感。我自己選的音樂大都來自一個叫做「睡蓮」的日本樂團。大致的風格就如他們的幾張專輯的封面：優雅、憂鬱、迷離，還有一點頹廢的風格，有幾首歌還混入一點梵音的色彩。

其實後來進入細節調整的時候就完全忘了音樂這件事情了。高手小手縛的功力怎麼樣果然一吊起來馬上立見分曉。第一次懸吊時C說「離地的瞬間馬上手臂就麻了」，後來發現是收束上胸繩的扣環在作的時候忘了把扣環貼齊身體。就這樣一個小動作決定了吊縛的成敗。

接下來的幾次吊縛在經過修正後就進行的順利多了。也趁機花了一點時間和C確定大腿兩個繩圈的位置、調整上胸起吊的高度讓腳可以在柔軟度的範圍內打直，也試了小林之前教過我的快速抽繩技巧。但不知道是因為繩子還是不夠滑或者是其它的因素，除了抽起來還是會卡上一兩次外，手指也真的被磨得很痛。不過也總算知道小林為什麼表演時會擦到整隻食指嚴重破皮，畢竟是拿手指對麻繩的摩擦力來抽繩。

最後附上比較滿意的一張照片。後腳或許可以再勾的更好一點，感覺這樣還是略鬆了。

另外還有一個小插曲，就是吊縛的時候要專心吶……..我發現這件事好像不是那種會全然被記憶在身體裡的事情，因為每次的程序還是都會依照繩路走的差異而有一點不同，所以永遠會需要不斷作觀察並思考如何調整，順著直覺一路走下很可能會造成意想不到的意外。今天某次試吊時一面吊一面很順的和C開始聊起天來(不知道是因為我潛意識中很怕受方無聊，或是我們真的有太多話題可以開)，總之是當我認為我完成側吊後，C表示「怎麼這次花了這麼久」。當我心裡困惑的想著這次整個過程應該還算流暢時，C又接著表示「到現在都還覺得腰的地方很撐」。我仔細一看才發現剛剛光顧著聊高等教育的困境，整副側吊竟然缺了最中間那根腰繩。

「那個……大姊，你會覺得撐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我忘了作腰繩。」

然後放下來之後，初心繩師馬上就被他的受方打….

皮繩愉虐邦敬覆壹週刊之公開信：沒有不堪入目的文化，只有不堪入目的報導

2011-06-22T11:38:00.000-07:00

皮繩愉虐邦敬覆壹週刊之公開信：

<沒有不堪入目的文化，只有不堪入目的報導>

撰稿人：de Zuvia (小D)

針對貴週刊於2011年6月23日發刊的第526期內容中，依據敝團體<彩虹喜劇節>演出內容所撰寫之「公寓搞春色-刺奶性虐秀直極」相關報導，以及貴週刊使用針孔偷拍的採訪行為，敝團體謹以下列三點進行回應：

報導內容充斥錯誤事實，未善盡查證之責

雖然貴週刊之報導內容、報導素質、報導倫理，均不在敝團體能有所置喙的範圍內，因此對於貴週刊動輒以煽動性字詞對演出內容作出令人不適之詮釋，以及在明令禁止攝錄的表演場所屢次進行偷拍等缺乏公民素養之行為，敝團體僅能基於「尊重性別多元、以理性開放面對情色藝術」的理念，向貴週刊致上最高的遺憾。

但無論大眾媒體自我期許的水準高低，「報導內容在客觀上的真實性」應為新聞從業人員對社會大眾負責的基本要求，也是媒體存在正當性的基石。但在貴週刊對於<彩虹喜劇節>演出的相關報導中，卻驚見許多與當天演出過程有所出入的敘述，仿若貴週刊從來沒有親臨現場觀賞敝團體的演出，敝團體為此深覺自身表演實力之不足，無法吸引貴週刊從業人員全程專注觀賞，應再不斷自我砥礪，以祈往後能讓所有觀眾共體繩縛技藝與愉虐之愛的慾望美學。因此，敝團體也將貴週刊報導錯誤之部分羅列於下，以自身的棉薄之力協助維護貴週刊的新聞專業：

1. 敝團體本次演出的場地為為台北市東區兼具表演與酒吧性質的合法營業場所，並非如貴週刊指稱之「東區某公寓」。貴週刊之從業人員兩度造訪期間還數次向吧台服務生點餐享用，會產生如此偏差之報導實令敝團體十分費解。

2. 本場演出於公開營業場所進行，透過網路公開售票。節目宣傳和節目內容在敝團體以及表演場所的網站上皆有詳盡公告，為向成年社會大眾開放的表演節目，並無如貴週刊所宣稱之「暗藏變態春色」一事。另外，本次表演開始時間為東區燈火通明之晚間九點，被稱為「趁著夜幕低垂」實在是恕難同意。

3. 本場演出中進行吊縛演出的模特兒生理上有男有女，皆為受過專業訓練之演出者，僅以「具有特殊性癖的男女」稱之實在有損其專業。其中部分的穿刺和「痛苦顫抖」的視覺效果，也含有舞台演出之成分，未必全然真實發生。貴週刊理應詳加查證後再行報導，以免真假不分、貽笑大方。

4. 本次演出中所發售的票劵上皆明確記載「本演出為限制級，未滿18歲請勿購票入場」，貴週刊既行文「在場觀眾約一半是大學生年紀」，依照常識也應知大學生早已是法定成年人。而敝團體於現場也有規畫工作人員針對外表未成年者進行證件查驗，並無貴週刊所言「入場年齡未限制」、「十八歲以下皆可輕鬆入場」一事。

5. 貴週刊報導宣稱「在場觀眾將近一半是同性戀」，我們對於貴週刊從業人員能在昏暗的觀眾席中，透過外表辨別性傾向一事感到十分不可思議，且四天表演現場觀眾幾乎皆為男女各半，要宣稱其中有一半是同性戀除了憑空杜撰之外敝團體實在難為貴週刊找到其它解釋。

6. 所有在報導中所提到的對於表演者、觀眾的「訪問」，幾乎都是貴週刊的從業人員偽裝成一般觀眾隨口詢問之結果，既沒有顧及受訪者的意願，也沒有進行詳實的採訪，其中諸如「繩師小林說胸部穿刺會造成女性高潮」等言論更屬貴週刊自行憑空想像，皮繩愉虐邦劇團內部也沒有外號「阿壬」之成員，其受訪發言不知從何而來。

7. 台語歌曲「追追追」所使用的橋段是扮演狐仙的繩師出場亮相、以及進行繩縛時的配樂，並非於穿刺演出時使用。也誠如貴週刊所言，穿刺演出時有戴上醫療手套與酒精棉消毒之安全程序，因此「配合歌詞忽然扎針」不僅與事實不符更前後矛盾。繩師小林雖然於演出過程中確實有受傷，但乃手指輕微擦傷且並無「演出過程中血不斷滴在地板上」一事。貴週刊若有心可自行回顧所取得之針孔攝錄內容再行確認。

當看慣了的民眾碰上看不慣的媒體

更令敝團體感到啞然失笑的是，或由於演出標示為限制級但表演全程演員皆三點不露，加上敝團體之演出內容僅有日本巫女祭祀舞蹈、全程著衣的繩縛懸吊，以及幾乎連見血都不甚容易的皮下穿刺(程度比注射還輕微)，因此不夠符合貴週刊報導一貫之色煽腥程度，導致貴週刊在苦思如何達到聳動的新聞效果之下，於報導中大量添加諸如「赤裸裸」、「大剌剌」、「血脈賁張」、「模樣駭人」等誇張形容辭彙。綁縛時麻繩的不經意摩擦，被貴週刊冠上「咻咻的詭異聲音」此種無厘頭的描述；帶著全臉面具的女模特兒，被貴週刊認為「看的出很痛苦」；安靜觀看演出的觀眾也遭受無妄之災，被形容成「跟著擺頭、扭動身體、感動的流淚」；司空見慣的醫療針頭，則在貴週刊的金筆下搖身一變成為殺氣十足的「長針」。

或許貴週刊如此處心積慮的將演出內容「驚悚化」、「煽情化」、「獵奇化」、「低俗化」，是為了讓敝團體的演出能圓滿符合貴週刊一貫踢爆淫穢行為的報導模式，使人一面對奇觀式的報導心生嫌惡，一面滿足自己的偷窺慾望。但很遺憾的是，BDSM的演出在國外早就是習以為常的性別次文化。歐美各國每年聚辦愉虐愛好者的集體遊行，規模動輒上千人。各種俱樂部、同好會遍佈各個主要城市早已有數十年之歷史。而在台灣，敝團體也早已於六年前之「夜色繩艷」中，讓遠比「彩虹喜劇節」更活色生香的表演內容堂登國家級專業舞台，並且透過公開售票和大眾媒體呈現在所有台灣民眾的面前。當時針對BDSM與情色藝術的相關報導和評論更是不勝枚舉，社會大眾也早已在這樣的過程中逐漸理解愉虐戀的文化內涵。「他敢演我們為何不敢看」此一新聞標題，可說是對於當時台灣社會評價情色藝術的最佳註腳。

因此，我們不解貴週刊為何會認為繩縛穿刺等BDSM演出，在「夜色繩艷」登台六年之後還會是需要偷拍才能取得報導內容的獨家新聞。敝團體更不認為2011年的台灣民眾，對於情色藝術所抱持的觀感會比2006年的台灣民眾更為保守、偏頗或是視之為洪水猛獸。貴週刊若相信2011年的台灣社會，對於皮繩愉虐邦的表演會如報導中所言覺得「離譜」、「駭人」、「實在太過頭」，此等猜想實在是對於台灣社會多元開放與理性程度的莫大汙衊，聳動的報導也是大可不必、小題大作之舉。畢竟，若三點不露、妥善進行分級管制的數場繩縛演出是「驚世駭俗」之舉，那麼內容充斥著賣淫性交、浪乳波臀、全台發行量數以萬本、不分男女老幼皆唾手可得的煽色腥八卦雜誌，又要用甚麼樣的詞彙才能恰當形容？

見的了光的情色藝術，見不得人的偷窺行為

除了對於關於客觀事實的更正、以及譴責媒體的劣質報導未善盡其社會責任外，敝團體仍然要再次重申，所有以「皮繩愉虐邦」名義所作出的演出，一律都會在網站上公告訊息，如五年前於華山藝文特區舉辦的「夜色繩艷」等較大規模的表演節目，更會透過兩廳院等網路購票平台出售正式票劵，也會進行前置的媒體宣傳活動。相關文案、概念圖像、演出攝影、特約撰稿專題、觀眾意見回饋等，在敝團體網站上皆可找到豐富的公開資料。而這些公開的歷史圖文，在針對敝團體此次「彩虹喜劇節」的報導中，也被貴週刊以及後續跟進報導的媒體大量節錄引用，並且移花接木的出現在描述本次表演內容的新聞畫面或報導之中。

對於貴週刊用這樣的方式肯定敝團體過往表演的視覺成就，我們除了「謝謝指教」之外，也要對貴週刊，各大媒體以及所有社會大眾再次宣告：皮繩愉虐邦從過往到現在所有的展演都完全公開於陽光之下。我們過去是非正式的社團，現在則是經過文化局核准的表演藝術團體。我們驕傲於自己所呈現的演出內容、驕傲於自己正在從事的性別多元文化推廣、驕傲於將慾望和愉虐搬上舞台推向街頭。我們以前如此、現在如此、以後也依然如此。我們不認為BDSM本身有任何的見不得人，是無恥的偷窺心態讓BDSM看起來見不得人；我們不認為情色藝術有任何的不堪入目，是低俗的文字和粗鄙的報導把情色藝術變的不堪入目。我們完全歡迎任何媒體、團體、單位的講座、採訪、表演邀約。從2004年創邦以來，皮繩愉虐邦早已活躍於主流與非主流媒體的鏡頭和專欄裡、穿梭於各大專院校性別社團的講座中，我們的聚會沒有拒絕過任何一位對BDSM懷抱好奇的朋友，我們的表演沒有謝絕過任何對BDSM感到興趣、並且希望將這個美麗的文化推介給社會大眾的媒體。我們不害怕見光，所以我們不需要低解析度針孔攝影機、不需要偽裝成觀眾假意胡問的記者、不需要粗製濫造缺乏深度的報導文字。我們需要的是真正的鎂光燈、真正的舞台、真正願意理解BDSM、情色藝術、慾望展演、性別邊緣的每一個人，包括任何媒體。

所以，請勇敢的走出陰影、不再偷窺，拿起你們的麥克風、架起你們的主播台，給我們、以及給社會大眾，最貨真價實的報導，謝謝。

回聲： Like a lesbian, or like what?

2011-06-16T23:16:00.000-07:00

上課時，偶然讀到張娟芬在1995年為了女同志運動的路線與策略所撰寫的「Like a lesbian 」一文，這篇文章的全文連結僅附於下：

http://pnn.pts.org.tw/main/?p=24892

我必須說面對這篇理論課上的文章，我的情緒是挫敗的。十分十分的挫敗。大概是因為我是從「殺戮的艱難」一書開始認識張娟芬，也同樣因為「殺戮的艱難」一書而喜歡上那個思考縝密、文筆充滿力量且堅韌，卻又十分溫柔的張娟芬。但也因為如此，對於這篇文章的挫敗感受也就更加明顯。就算我知道我不能以自己在2011年的生命經驗，來評價張娟芬對1995年的女同志處境所下的註腳，而我也沒有辦法在短暫的課堂上充分的敘述我的觀點，以及我基於怎麼樣的生命經驗和關懷來懷疑她的論述內涵或者意圖，我也相信他寫出這邊文章的脈絡和針對的對象有其特定的背景脈絡存在。至少我寧願相信他文中對所謂「進步男性」的行為描述只是一種反諷的說詞，我也更寧願相信其實她所在談論的純粹是婦女運動、女同志運動，而不是整個女性主義思維中對於邊緣個體的主體性關懷。

但我還是備感挫折。尤其是在聽到「大概很少會有異性戀會投入同性戀運動」這樣的語彙之後，第一個直接打在我腦海中的疑問是：那一個雙性戀呢？一個SMer呢？一個不是操作定義中的跨性別，卻涉入其中深邃到對於生理男性所處的一切身體文化社會脈絡都缺乏認同的人呢？為什麼這樣的人要投入同志運動？這樣的一個人在覺甚麼醒？我不是愛滋感染者、不是跨性別者，所以我對愛滋感染權益的關懷、對跨性別的致力在這裡受到質疑，因為我沒有這樣的邊緣經驗？我希望這不是那麼二分的一件事情。

對，我承認身分的經驗畫界的確會產生疏離和尷尬，並且終究讓你無法成為那個奠基於身份認同社群中的「主體」。但我無法接受這樣的尷尬與「自作多情」之間的聯繫。而這是我覺得張娟芬這篇文章中，很隱微但不斷反覆出現的一個論題：沒有邊緣經驗就無法成為某種身分的「主體」，因此無法成為某種運動或覺醒中的「主體」。因此異女要試著裝扮成女同性戀體會邊緣經驗，生理男性則因為先天享有無法排除的結構優勢所以直接被指稱為不可能成為主體。那樣的不可能同時具有經驗和同理心上的雙重意含，因為經驗的獨特性和同理心的可被理解性終究帶有對立的特質。但我想問的是，依據身分認同被創造出的「主體」是否能等於某種受壓迫覺醒的「主體」？是否又能被推衍到某種政治行動的方針或態度？我的意思是，照這樣的邏輯，我們一樣可以切割出在同志運動中，因為缺乏壓迫經驗，所以對那些乖乖牌不奇裝異服不娘砲部想婚的同志，我們「不必有太多期待」，甚至濫交喀藥的同志也可以依照這樣的邏輯指稱，只想擁有婚姻公民權的同志「只能搖旗吶喊」。這是現下確實存在同志運動中的爭論，也讓我們看見受壓迫經驗、身份認同、共同運動目標等涉及一個既有「集體」特質又樣強調「主體」存在的詞彙，其一體性背後存在的複雜性和殊異性，以及這樣的複雜性和凝聚一個「身分」之間的曖昧關係。

而我覺得，要釐清這樣的殊異性必須要做到一件事：釐清自己的論述脈絡中所指稱的到底是「誰」、是「甚麼」，換言之，覺甚麼樣內容的醒、作什麼訴求的運動、反抗哪些對像、和甚麼樣的身分作戰。張娟芬文中的進步男性和異女在我看來仍然是全無進步的意味存在，那個全無的程度甚至讓我認為他在批評的是披掛著進步之名的父權者，但同時他也用這樣的舉例順帶一併否決了沒有壓迫經驗的客體，能透過同理心而覺醒的可能，並將對社群和認同的想像重新歸回一個十分本質論、與強調血統純正幾無差異的觀點中。誠然這樣的建構作為一種認同政治有其必要性存在，但認同不是政治的全部，混淆這兩點最讓人覺得悲傷的是，我們往往花在劃清「你我」界線的時間遠多於「敵我」。

終究，我們還是要面對如何爭取一個更具包容性的社會生活的問題。那不是去包容霸權、包容父權，是去透過溝通實踐我們口中的多元。

我在張娟芬的文章是失望的，因為我認為女性主義最令人動容之處就在於他對於主體的尊重、對於感受的尊重、對經驗的尊重。但當我發現自己在跨性別、SM、愛滋、同志公民權上付出生命歷程的、最本初的心理狀態仍然被「進步男性」這個身分否定時，那是一種全面的挫敗。我已經回不去那個優勢團體、無法不與之作戰。但我也不接受那種本質論的認同觀念來指導或評價我應當在哪個位置做些甚麼。

我知道邊緣是怎麼一回事。我知道。

一日：如貓的好奇與繩

2011-05-31T22:53:00.000-07:00

下午在昆陽處理繩子，這是一件非常花時間的事情。上個禮拜已經煮過一次，晾到這周也差不多了乾了。用卡式瓦斯爐把雜毛燒掉之後，就這樣掛在吊架上，一般隨意的試著一次能拉直五條繩子又不需要打結的方法。這次的繩子和之前的比起來顏色又淡了些，據說一批處理的繩子會有自己的質感。

傍晚隨興的練了一次平吊，感覺稍微有掌握一點懸吊的節奏了，很順利的完成了它。其實不緊張真的是比較好的，很多環節都會俐落很多。關鍵真的是在於由熟練造成的、對於該做什麼以及能做甚麼的信心，也謝謝隨意讓我進行嘗試的DARKNESS。離九月還有三個月，不知道自己能進步的多快，不過就走一步算一步吧。晚上十夜帶了工運界的朋友，CLY的成員來玩自縛吊，她們有的成員是我在九五研習營隊上見過的，對於這個領域他們一開始也是不甚了解。

「所以這個動作的目的就是把自己撐在上面轉，然後就會覺得很快樂這樣？」

彷彿是畢業論文的口試現場，教授聽你費盡苦心的發表你自認是嘔心瀝血的大作後，漫不經心的飄來一句：所以你覺得你的研究主題在學術上有甚麼貢獻？雖然是無心之問，但也頗有國王新衣的意味。好玩嗎？連我自己都不太清楚了，有點像在學樂器、在學畫。總是想著怎麼樣才會更好，著迷的就是技藝本身。

「我還以為昀的男朋友是很乖的正常人。」

曾經在九五營隊裡看過我的人這麼說著。他們那時看到的是沉默的作完事情，沉默的偶爾和昀交換一下工作訊息，只有在談到不安定雇用型態的健康風險時會侃侃而言的人。乖？如果從綁人之前會說謝謝、綁完人會說謝謝、努力無論在完成一套吊縛或者赴一趟約上都做到守時來看，的確我是乖的。但某些事情讓我變得不太「正常」，而且認為我「不正常」的人，還是那種會在科技公司門口用假血布置命案現場，控訴公司成為過勞死元兇並且敢和警察大小聲的人，這讓我不禁莞爾。但我看著他們的眼睛，知道這是一種友善的，如貓的好奇。

後來有人想看吊縛，於是作為現場唯一有吊縛經驗的人也就順理成章的上了。雖然總覺得把還沒辦法做的很俐落的東西展示給別人看有的點不好意思，但也沒辦法了。作為模特兒的是CLY一對情侶中的男方，畢竟通常如果是初體驗的話，男生總是會首先成為犧牲者的一種性別。而我也一如往常的作了該做的高手小手縛和裝飾繩，然後試著開始作側吊的部分。他的女友似乎很喜歡繁複的綁縛所形成的美感，對於自己的伴侶被吊起來這件事感到十分的開心，之後看到因為綁縛而留下的深紅色繩痕時，甚至露出了驚嘆的表情，接著就直接拉起她的男人的手，在宛如手鍊的繩痕上輕啜了一吻。

這個稍縱即逝的動作真的很美，美的讓人目眩神迷。

雖然對於被吊這件事，男方覺得自己比較像菜市場上待價而沽的某種動物，不過整體而言也是不討厭。之後整群人就一邊尖叫一邊玩自縛吊、拍照，也玩得不亦樂乎。其實，是不是一個SMer，是不是一種認同在這裡也不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了。甚至連慾望在整個遊戲的過程中都可以只是在某些時刻輕輕探頭的點綴。如小孩般的對任何事物的好奇和天真，我想才是某種屬於我們這類人，不分彼此的的共同的特質吧。

被收編的焦慮，我們都有份

2011-04-30T11:56:00.000-07:00

最近，五一反貧困大遊行中是否有政黨力量的介入，或者有政黨試圖對社會運動的發聲管道進行收編，在苦勞網引起了非常熱烈的討論。最早是發起團體之一的台灣大學研究生協會宣布退出五一遊行青年大隊，並且指控遊行行前記者會中帶有政黨色彩的青平台基金會並非青年大隊的成員卻作為青年代表進行發言，反而是台大研協沒有被邀請上台，以及作為遊行主辦單位的勞工陣線從頭到尾只請青平台參與籌備，青年大隊徒具虛名青年代表卻另有其人，甚至質疑為何青平台基金會從來鮮少涉足過勞工權益問題，卻能輕易在五一遊行中取得青年代表的身分。

雖然在主辦的勞陣發出聲明解釋後台大研協隨即表示其中有部分誤會存在，但關於到底誰收了青平台基金會的錢，以其青平台其背後資金來源有強烈政黨(民進黨)淵源，因此是民進黨的外圍組織等事，隨即在苦勞網引起措詞激烈的討論，甚至有九五聯盟的執委出面發表文章，認為社運團體不能淪為政黨打手、一次又一次的受騙，背後所暗指的其實是九五聯盟今年年初才因為是否要接受青平台的高額捐款而爆發的路線紛爭一事。苦勞網主編孫窮理也隨即發出特稿，除了揭露民進黨希望吸納社運領袖投入立委選戰，使五一遊行中各個工運勢力動員可能存在的政治因素外，也重新回顧了民進黨與社會運動的曖昧關係，希望能共同思考社會運動與政黨之間應有的關連性。這所有文字的背後，其實傳達的都是一致的、對於社會運動是否會因為資源的懸殊差距而被政治勢力收編的焦慮。

我自己畢竟只是個稍微有接觸台灣勞工運動的人，其理解的程度甚至連淺薄都談不上。但我也知道青平台基金會背後的資金來源確實是民進黨，而民進黨本身也確實是以「重新找回在進入政治體制時喪失的社運人脈和根源」作為初衷來打造青平台這樣的組織，因此在思考要不要和這樣的「外圍組織」產生關連，甚至是接受挹注或合作的時候，確實在是否會被收編上要有非常謹慎的考慮。但這畢竟不是以一句「淪為打手」或是「受到收編」可以概棺論定的說法，尤其是在青平台基金會目前的運作形式，以及行動和論述內容並沒有太多可讓人置喙之處的情形下，到底要選擇怎麼樣的路的確是非常艱困得事情。

但同時我也不認為在產生緊密的連帶關係後自主性不會受到影響，我也無意於為青平台的政黨背景、或者是否要與這樣的組織有太多利益牽扯作出任何辯護。我想表達的是，無論是要相信社運運動是公共領域的重要環節，並且作為調節國家機器和個人的中介力量存在，因此認為社運應與政黨乾淨切割；抑或是相信唯有藉助政治力量才能使社會運動發揮實際的影響力，免於淪為只能訴諸悲情和成為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殉道之路。無論如何，這些在考量現實的複雜性以及各種不得不作出的選擇的時候，都只是很漂亮的理想而已。

我並不是鄙視這樣的理想性，因為我自己就是因為這種理想的潔癖而無法涉足這個場域太深。旁敲側擊的寫寫文章、盡自己的做些研究就是我能做得極限。它可能會讓一些人發現自己未曾發現的世界，但泰半的時候對於現實是輕如鴻毛。因此，身為一個無能之人，我雖然無法接受那些為了現實、為了納更多一點的影響力、更多一點的機會而作出的妥協選擇，我深深的記得，自己曾經看到某些人因為又有過勞死的犧牲者引起眾怒時，既憤怒於剝削的殘暴又興奮於改變契機的到來，這讓我徹底的感到毛骨悚然。但同時，我也深深的尊敬這些付出生命、心血在這個資源和前景都十分黯淡的場域繼續為了理想而奮鬥的人，就算我不認同他們為了現實作出的妥協，我也同樣的尊敬。因為現實就是這樣的艱困，有人在這裡奔波到了二十幾歲還拿不到最低薪資，一個名聲響亮的團體裡面可能只有寥寥數人在為了聲援、抗議、勞資調解等各種事情終日奔走，為了籌措幾千幾萬元寫文案、打電話，要論自我剝削超時工作可能每個人都有分。誰有資格站在旁邊很輕鬆的說「不要被收編」？誰何德何能可以一句「喪失理想」打死其他人？每個人當然都有發言的權利，但高尚的情操是拿來自省而非訴人，如果我們相信沒有誰比較笨、沒有誰比較容易被騙，那或許更該作的事情是去了解到底是甚麼樣的原因促成了這些妥協的選擇，甚至更尖銳的來說，如果我們都是同樣在乎社會運動、在乎這些理想、這些議題的個人，為什我們會拱手讓這些團體可以被用幾十萬就這樣買走、為什麼區區一個人力物力稍微充足的基金會就可以讓所有的人都充滿了被收編的焦慮？

雖然我也是一個只會、也只願意講漂亮話的人，但我深知，其實這些，一切的一切，我們都有份。

過失之所在？對於捐血使人感染愛滋遭起訴的法理與社會探討

2011-04-13T01:47:00.000-07:00

今年年初，一位定期接受愛滋篩檢的男同志在自己的匿名篩檢結果為「陰性(體內沒有病毒反應)」的情形下，參加了任職公司舉辦的大型捐血活動。但不幸的是，因為他適逢HIV病毒篩檢的三個月空窗期，因而無法成功檢驗出自己在捐血之前其實就已經成為帶原者。他捐出的血液讓他的受血者感染愛滋，並且被檢方以刑法第284條第1項後段之過失致重傷害罪起訴。

在檢察官的起訴書中認為：「(被起訴人)明知自己有男性間性行為，係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之高危險群，本應注意其可能感染愛滋病毒，若貿然捐血將導致受血者因而感染愛滋病毒，而依當時情形，該基金會人員已詳細解說上開內容，並給予充分之反悔機會，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忽未注意，認為自己雖有男性間性行為，但應尚未感染愛滋病毒，竟在捐血登記表上簽名表示已知悉上開事項，進而捐血。」報章雜誌也紛紛以「捐血害人得愛滋法辦最多關12年」、「惡劣愛滋男捐血害死人」等標題，將此次事件誇大渲染成該男同志蓄意藉由捐血傳染愛滋。相應的，也有同志與愛滋感染者權益相關團體，針對此次檢查官起訴內容中將男同志性行為與愛滋作成連結的部分作出反駁，認為這是對於同志族群的社會汙名所造成的偏見，並希望能一併檢討現行血液捐輸體系中，對於血液安全的責任是否過度歸咎於捐血者個人，以及在防範輸血感染上管理單位除了消極要求捐血者自我健康管理外，是否能有更多的積極作為。而本文將延續這樣的觀點另闢取徑，從刑法中過失傷害的構成要件來說明起訴書中所存在的法律與社會問題。

一.何謂「過失」？何謂「重傷害」？

在刑法中，「重傷害」於第十條第四項中，對於何謂「重傷害」採取兩種不同的定義方式：列舉方式〈毀敗視能、聽能、語能、味能或嗅能、一肢以上機能及生殖機能〉以及概括方式〈其他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愛滋在這樣的定義中屬於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因此作為一種「重傷害」應無太多疑問。

至於「過失」這個概念，在刑法中的構成要件則較為複雜。我國刑法第14條第一項規定：「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者，為過失」。同條第二項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能預見其能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者，以過失論」。簡言之就是，雖然傷害並非蓄意造成，但若傷害的造成是因為犯者應該對於傷害的發生有所防範、且在事發的過程中有能力採取防範措施，最終卻疏忽了、沒有採取任何行動，或者是覺得傷害有發生的可能確相信不會發生，就構成刑法中的「過失」概念。有過失的傷害意味著傷害的造成中包含人為疏失，因此造成傷害者應負法律責任。相對的，若沒有構成過失，則表示傷害的造成是難以預知的「不幸事件」，因此其中傷害的造成者在行為上不構成過失，故沒有法律責任。而這其中的判斷標準，則給予了法官相當程度的主觀裁量空間：以正常人應有之注意義務為上限，並考量當事人個別的情況，依此決定當事人預見之可能性及注意義務的內容。因此在這次的起訴案中，該捐血者應注意之義務為何、是否對於血液的風險有可預見性，也就成為主要的爭議焦點。

二. 「風險行為」V.S「風險族群」：對起訴內容的質疑

從起訴書來看，檢察官認為男性性行為者作為統計中的高風險族群，理應知悉其可能具有較高的機率帶源HIV病毒，因此在捐血可能傳染血液相關疾病的前提下，應當注意自己不得捐血，並且因此構成過失傷害中「應注意而未注意」的要件。這樣的陳述在沒有其它額外脈絡的情形下，也似乎符合刑法中構成「過失」要件的邏輯：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

但合乎構成的邏輯並不等同於符合構成的要件，不然過失的適用就會有無限上綱之虞。況乎這樣的起訴依據也並非全無邏輯上的問題。統計的指標是一種反映群體在某些特徵上的分佈情形的描述工具，它去除掉個體大部分的細節、以少數特徵作為「分類」方式，幫群體的特徵繪出大尺度、概括性的藍圖。因此雖然我們可以藉由統計資料來理解特定分類下某些族群所呈現的相關性特徵，但用這樣的統計資料對單一個體作過度的推測，就有本末導致之嫌。因為這樣基於特徵劃分族群而產生的分佈趨勢，往往只是統計上的相關，而非直接的因果關連。在愛滋高風險族群的例子中，男同性戀雖然在統計上因為有較高的篩檢陽性(帶源)比例而被劃入高風險族群，但實際上與感染有直接因果關係的卻是性行為時是否有充足的安全措施、以及對於伴侶的健康情形是否有充足知悉，並非性行為對向的性別。病毒不會因為你的性傾向而特別喜歡感染你，是否有高風險的「行為」遠比是否是高風險「族群」在解釋愛滋風險上更具因果的可靠性。因此檢察官純粹依據該捐血者的「同志」身分來判定其在捐血過程中有「應注意而未注意之義務」，而未考量其實際上是否有進行高風險行為，在推斷應注意義務內容的因果關係上確實具有相當的爭議，甚至連男同性戀者不得捐血的規定，在這樣的觀點下也是可被質疑，並且已經在學界引起質疑的政策。

三. 「過失」與「沒有過失」，然後呢？

固然，若沒有其它相關資訊的話，因為現行捐血相關規定中有依然明定：男性性性行為者不得捐血。因此就算這樣的規定於學理上有疑義存在，但由於此次起訴案中的捐血者已被明確告知男同性戀者不得捐血，因此要宣稱其捐血行為構成過失，執意進行起訴也勉強算言之成理。不過除了風險族群之外，還有另外一個更關鍵的資訊存在：該捐血者有定其接受愛滋篩檢的習慣，因此該捐血者相對於其他捐血者，對於自身的愛滋風險的管理是遠遠的更為謹慎。

因此，若該捐血者真的在匿篩後結果為陰性的情形下才進行捐血，依然沒有盡應其注意之義務嗎？相對於高風險族群這個解釋群體分佈概況的人口學特徵，直接針對個人的醫學檢測結果難道不是更強而有力的「已盡應注意義務」的証明？在台灣進行愛滋篩檢者佔全體捐血者比例少之又少、大多數捐血者都相信愛滋與自己無關的前提下，若捐血者在檢驗結果確定自己為陰性之後，依然不能說已盡注意自身注意血液安全之義務，那麼在捐血者在自主管理上，到底還要作到如何的程度才算是沒有「應注意而未注意」的過失？還是只要一有感染事件發生，就非得要找出一個「罪魁禍首」來擲石才能稍稍緩解非理性社會中的道德審判症候群？若我們真的對於血液安全如此的戒慎恐懼，那麼除了消極的道德勸說和缺乏顯著意義的風險族群劃分之外，管理單位是否應該有責任應設會的要求，採取更多的積極作為來確保血液的品質，而非完全仰賴缺乏醫事檢驗技術的個人，卻對於自己管理的血液是否確實安全都一無所知？

誠然，受到感染的受血者無辜，但自我管理至此的無償捐血者也並非死有餘辜，倘若我們都相信這樣的事件中，「單一個人」不幸的成分比過失的責任多了那麼一點，那麼真正能有權力和資源對整體系中所有血液的安全把關，卻選擇不作為的管理單位，在這樣的事件中的過失以及能負起的風險管理責任，或許才是和「防範事件再次發生」之間具有直接因果關係的因素。

黑色維納斯的美麗與哀愁

2011-04-04T11:50:00.000-07:00

回顧西方世界土著人種展示的歷史，霍特丹維納斯(黑色維納斯)的例子正處於兩種展示傳統的交接點。在十九世紀之前，非西方人，尤其是所謂的原始部落的土著，被帶到西方國家展示的例子十分有限……

如同怪物展示，在十七世紀以前還被以奇觀看待，時人甚至讚嘆為是上帝的傑作或上帝開玩笑的產物……這樣的情況到了十八世紀末自然史領域中人種研究的發達而有明顯的轉變。人種成為科學研究的對象後，每個人種在學者所擬造出來的世界自然秩序中有了既定的位置……

而隨著學界把討論的焦點從個人特徵擴大到群體特徵，十九世紀後半葉在動物園、博物館、博覽會這些跨階級、跨職業的場合中，逐漸興起的是一種更具組織性、企業化、甚至是營利的異族人種和文化展示……

土著人種秀一直到現在仍然以各種精緻的變型在我們的生活中出現。經過一兩個世紀被形塑成的刻板印象被反複期待和證實

<戴麗娟-馬戲團、解剖室、博物館-黑色維納斯在法蘭西帝國>

十六世紀，帝國揚起遠征的巨帆，將觸角延伸到歐洲以外的未知世界：新大陸、黑暗大陸、東印度……隨著這些名詞帶回來的不僅是殖民主義經濟掠奪與支配的濫觴，也是被殖民者的人種、社會與文化以一種獵奇的姿態，被納入西歐人類學知識系統與文化視界的開端。

黑色維納斯的時代，確實是一個社會科學與巫術之間的關係仍然曖昧的年代。當作為停留在現象層次的早期科學取徑：分類學，從自然界無機的、作為沒有自我意識的、非人的「客體」，逐漸延伸到具有自我意識、文化、思考的「主體」時，廣義的科學或制度對於主體的凌駕就成為近代社會科學、哲學、甚至是法理學不斷反複探討的重要課題。小至研究倫理中對於被研究者意願和自主的強調，大至人類學研究是再現還是建構文化的爭議，背後的拉距都是由這樣的「主體性/客體化」的針鋒相對中所延伸出的反思：我們是不是把自己對於他者的想像、理解、詮釋，強加於另外一個有完整意識的他者身上，甚至在其中還隱含了對他者的歧視或是貶抑？

當時的人們所注目的是黑色維納斯膨發的陰唇，上至孜孜錄錄的學者下至欣賞奇觀的庶民，他們既不在乎維納斯怎麼看待他們，也不在乎維納斯怎麼理解這個世界。在那個文明/野蠻的劃界甚至作為人與非人的劃界、啟蒙理性僅僅壟罩於基督統治的現世神國的時代，對於那些我們現今認為應當平等以對的人種差異，以科學分類之名行人種優劣排序之實，甚至藉由將非白人的生理差異加以擴大檢視、裝入觀賞的籠子供人稱奇。這樣的價值與文化不只與當代我們所追求的尊重、多元與平等觀念格格不入，更是整個殖民主義時代對於被殖民者壓迫的縮影。奇觀意味著獵奇的、不把對方當成「我者」的觀看角度，那麼所有原本應當被普遍的「人」所擁有的各種權利，也就在這樣的「他者化」甚至是「物化」的過程中不複存在。甚至連科學這種看似超然客觀、發掘真理的知識系統，竟然也只能籠罩於這樣的陰霾之下，作出讓現代人啼笑皆非，甚至不寒而慄的研究結果。知識在這樣的意識形態中不僅沒有扮演發掘真裡的角色、逃陀庶民和消費文化非理性歡騰的牢籠，還反過來成為讓種族歧見更為根深柢固的工具。

當然，我們可以很輕鬆的以現下的社會科學發展成果，來對於黑色維納斯的時代在方法論上的落後進行檢討。我們可以嘲笑試圖以頭顱的型狀論定性格的天真，或是將對於陰唇的念茲在茲視為某種悲傷的高級玩笑，並且樂觀的認為在改善了諸多先前不嚴謹和先入為主的研究方式和引進更優良的觀測和統計工具之後，科學、尤其是牽涉到「人」的科學在經過了數百年的演進之後，其嚴謹和客觀的程度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已經可以高枕無憂，認為受到當代文化或者倫理價值影響的社會科學，已經是可以束之高閣供人憑吊的另外一種「偽科學」奇觀。同性戀者被當作精神異常寫入精神病學的教科書、關入精神病院或接受全無效果的外科手術治療，距離現今也不過數十年的歷史，距離黑色維納斯也已經數百年。

這樣的案例並不是要證明人類永遠無法從歷史中獲得任何教訓，而是要提醒所有信仰科學、尤其是社會科學作為一種發現真理的知識的人們，無論在怎麼樣文明的時代、怎麼樣先進的物質背景之中，文化與價值觀念的對於知識建構的影響永遠存在，而且這樣的影響所及並非僅限於知識體系的有效程度，而是關乎這些知識所牽涉的人如何在現實生活中被這些知識所影響。或與我們永遠沒有辦法保證不會再有黑色維納斯一樣的知識被生產出來，但也唯有透過不斷的反思、質疑、批判、發掘知識生產過程中各種非理性甚至是理性力量的介入，不斷與之幹旋，我們才有可重新理解所有的知識生產過程和知識所指涉的對像，並為彼此在整個社會的物理或是意義的空間之中尋找到更為安適的位置。

霞海城隍廟

2011-03-24T00:05:00.001-07:00

霞海的城隍廟是個香火鼎盛的地方，甚至要由廟方派人協助引導參拜路線。先買供品，再拜觀音城隍，後拜義民爺，最後才是月老。

香客理論上應該是不分男女，人人想求個好姻緣。或許在男女比一百一十比一百的台灣，想早日找到「牽手」的男性應該還要比女性多上那麼一點。但在霞海的城隍廟中，看到的卻是更多女子孤身前來，希望能覓得月老的牽成。究竟是女性比較容易因為對於感情的渴望，而求助於那些未知的神秘力量；還是男性往往羞於在父權社會中坦承自己沒有可以佔有的雌性生物，因而不願意在眾目睽睽之下展現自己身的光棍身分，這一切我們都不得而知，但唯一能確定的是，我們都期待得到愛情，甚至願意渴求愛情，卻大部分不知道自己想經營的親密關係究竟要如何名狀。於是在這樣一個後現代甚囂塵上的社會、契約式關係被女性主義流派朗朗上口、速食愛情卻在庶民社會中習以為常的社會，超過兩個月的交往即屬難得，愛情長跑更是如同恆久遠的鑽石一樣可貴。

或許這樣一個象徵永恆的符碼，所代表的並不是向白頭偕老許下的承諾，而是對於那終究有一天會親手背叛的諾言，所給出的卑怯贖罪。

我們最熱切般弄的，就是我們都最難以行動實踐的。於是渴望化作符號、化作廣告詩文、化作能被長時間消化的歷史精神糧食。棗子諧音「早」，月老愛吃糖，花表蒂結姻緣。熙來攘往的香客大都維持著這座城市中標準的「陌生人專用」表情，既全神貫注又十足疏遠。除了少數攜伴而來、自認暫時能棲身於幸福之中的情侶之外，他們釋放著那些被單身相客所貪婪吸吮的能量，在傻笑調情輕摟的過程中希望月老保祐他們的愛情。「為什麼你們想來月老廟？」這樣的疑問背後其實是另外一個問句：「難道你們對於目前的關係仍然有那麼一絲的不安或，對未來的關係有那麼一點的卻步，所以需要那條紅線來作為非理性的強心劑？」

他們是這麼回答的：「就來走走，畢竟天氣晴。」

或許真的是這樣吧，其實我們都不大清楚也不想詮釋行為的每個細末枝節。只要知道求的是姻緣就好，究竟什麼是姻緣就留給月老來煩惱。只要自己還記得留著那一輩子只能求一條的紅線就好，剩下的就只有專心的繼續在有機連帶中想像著，終將有另外一個個體能與自己機械式的凝聚成雙。

反正就算紅線在某個夜晚隨著洗衣機的漩渦遠離，那也不過是幾秒鐘的惆悵。

吊縛練習小記

2011-03-20T05:37:00.000-07:00

這次沒有來的及拍照，只在最後對著吊環驚鴻一瞥式的按下快門，作為簡單的留念。學吊縛的過程中有有太多要注意的東西，要再騰出時間照相實在是有點困難。而且這對於被吊在上面的Model而言也是一件太過辛苦的事情吧。

其實和初學者搭檔的Model勢必是最辛苦的，常常會須要忍受一些不甚舒服的姿勢和不斷的調整身體承重的地方。尤其是在繩師學吊縛過程中，最需要仔細學的部分往往是吊縛的過程中為了避免Model的不適，而應當最快被完成的部分。就我自己偶爾也擔任Model的經驗而言，除了放空能帶來的微妙感受之外，那真的不是一件有趣好玩的事情。

所以對於願意陪你練習的Model真的要滿懷感激啊，真的。

一個晚上總共練習了四次，分別是兩次逆海老吊和兩次側吊。逆海老算是我之前有略為學過的吊法，但在如何讓受方離地和如何調整受方在空中身體的位置這兩個部分，原本都不是非常清楚，憑著觀摩再現的結果就是出現非常高難度的不合理動作(用自己騰空的單腳撐起受方的大腿)，這次總算知道了比較合邏輯的作法(將受方的腳踝稍微抬起來，自己半跪讓她的腳踝放在你的膝蓋上)。除此之外，我也發現自己吊人的時候會有腳踝的繩子拉的不夠高的問題，這樣會讓受方在空中的重心偏後，其實要拉到受方的膝蓋位置和肩膀接近水平線會比較好。

側吊則是今天第一次學到，大抵上是完成基本的高手小手縛之後，先在腰胯綁一個作為懸吊支點的股繩，之後從手臂的部分先吊，再吊大腿，之後把腰撐上去讓身體呈現水平，最後則是吊另外一隻腳的腳踝，把胴體的張力作出來。其實在吊的過程中，承重的分配和身體的中心都是非常重要得事情，每個受方對於比較能承重的部位都有不同的特質，可能會需要繩師每次吊不同的人時都稍作調整。然後就是繩圈的平整非常重要，如果一個繩圈四股中只有一兩股在承重，對受方而言會是非常難受得一件事情。再每個部分的懸吊完成後，用手指過一下繩圈看看鬆緊的程度，大概就可以知道這個繩圈承重的多寡。如果要再確實一點就把整個繩圈提起來看看吧。

最後也和小林討論到了究竟胸繩第一圈要壓在手臂肌肉的二頭肌正中間，還是在二頭肌的末端會比較好，我自己後來去翻了大一的生物學教科書，感覺如果壓在二頭肌中間的話，血管會受到比較多肌肉組織的保護，應該會比壓在末端好一點。是不是真的如此恐怕就要試過才知道了。

總之，所有的人都辛苦了，謝謝。

壓迫的雙重性（二）：當馬偕醫院「非法解僱」了跨性別

2011-03-13T21:09:00.000-07:00

作為一種「勞動者」

我想，如果不是「非法解僱」這件事，薏仁的事件終將只停留在純粹性別議題的層次，也不會有那場在馬偕醫院廣場上，由TG蝶園、性別人權協會等性別團體，以及都市苦工團等勞動團體所連合發起的聲援活動。當「馬偕醫院非法解僱」的標語和「跨性人權遭到漠視」的布條，同時在微雨空中被揚起的時候，新舊兩種少有交集的社會運動類型，似乎也不再如同字面上那麼的殊途 (註1)。

我們不只會用一種姿態存活於世，我們可能受到的壓迫也可能並非來自單一的肇因。在馬偕的事件裡，薏仁的跨性別與勞工的雙重身分，分別是壓迫存在的邏輯以及壓迫被遂行的權力結構。在台灣，典型的文化觀點中仍然在勞資關係中保留了僱主的威權性格，就算僱傭關係中勞方賣出勞力、資方以金錢換取勞力，但資方的僱用卻往往被認為是對於勞工的「賞識」甚至帶有「施恩」的想像。因此僱主對於勞動者的支配，往往使勞工的處境更接近傳統社會中的「長工」，甚至在某些極端的場合被以近乎「奴工」的方式對待。

如此的勞工文化固然創造了台灣驚人的經濟產出和過往的經濟奇蹟，但現實中與台灣與承襲著類似文化的亞洲國家，所共同面臨的卻是低薪水、低福利、高工時(且未必所有工時都拿的到薪資)的勞動環境，當然這也與亞洲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分工位置脫不了關係，但必須要承認的是，在國家發展的過程中，我們的自然環境與勞工族群的確付出了最多的犧牲來換取經濟成長的果實，卻在全球經濟持續不穩的現下，再次成為首當其衝的犧牲者，並且面臨更多的不安定威脅。許多很多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名詞：派遣、承攬、實習等缺乏保障的職位，意味著勞工越來越不被視為與僱主同等地位的「人」，而只是某種被購買的、承載著勞動力的「容器」或是「商品」。因此勞動者的人權議題自然也就被淹沒在「共體時艱」的呼聲之中。

作為一種「跨性勞動者」

雖然在法律上勞資雙方的權利義務皆有制度性的規範，但由於台灣文化中普遍將僱主視為頭家，以及習慣正當化僱主對於受雇者的各種要求，因此僱主也認為自己是付錢買斷勞工全部人身的一方，對於受僱者可以任意頤指氣使或決定去留，而受僱者也要概括的承受較多的不合理待遇或是勞動契約之外的退讓，才能被稱為一個「優良」的勞方。這樣的觀念無論是在傳統俗諺中所呈現的「歡喜作、甘願受」，或是常見於商業或職場雜誌的「競爭力」、「抗壓性」、「正面迎接挑戰」等詞彙，其實是背後所包裝的都是同樣的邏輯：不問報酬合理與否、將僱用視為一種恩惠、服從僱主所有要求、將刻苦耐勞視為勞工的道德責任。這樣的社會氛圍不只讓勞工對於自己應有的工時、工資、福利保障既是「不敢問」，也是「不敢想」，甚至當不合理的待遇真的成為勞資糾紛時，因為覺得「打不贏」而選噤口不語。以自己期望的性別姿態出現真的不具任何正當性嗎？我想任何稍微有點性別意識的人都會說：「NO」，但當受僱者與僱者間的權力不對等，再加上普遍社會對於性少數的不友善氛圍，泰半的人也只能選擇在工作場合中隱身，或是為了出櫃與否的問題小心翼翼經營關係，甚怕稍有閃失就立即孤立無援。

消失的勞動權意識

從現存的勞工保護制度現況來看，台灣長期沉睡的勞工權益，也讓薏仁平白無故受了半年的苦、丟了工作，甚至還可能讓他為了追逐遲來的正義，繼續四處奔波下去。對於勞動相關法令的社會教育一直是我們的社會中極度欠缺的資源，缺乏勞動權益相關知識的勞動者，不只讓僱主擁有近乎為所欲為的權力，也讓自己在面臨不合理的待遇時無法取得自保的武器。就薏仁這次的事件來看，除了馬偕醫院因為薏仁的跨性別而將他調職、對其進行不合理的管理行為等舉動，明顯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中不得因為受僱者的性別氣質而有所歧視的相關規定之外，院方的「任意調職」行為其實也並非全然於法有據。

根據勞動基準法的規定，若勞方認為調職後的工作內容，與當初勞資雙方在達成僱傭關係時所協議的工作內容（無論是口頭或是書面）有所不同時，勞方就有權力拒絕調派。所以薏仁若覺得這樣的調職並沒有業務上的必要、或者並不在當初她受僱時協定的工作內容之內，其實可以斷然拒絕接受馬偕醫院的調職令，或是選擇直接進入勞資糾紛調解程序，來釐清調職是否屬於在原本契約關係內的合法調派。並且只要薏仁維持固定的打卡、到班、不離開自己的工作岡位，那麼就算馬偕醫院不派給薏仁任何工作，或是薏仁拒絕執行馬偕醫院指定的調派工作，院方都無法以「曠職」的名義作為解僱的理由。但遺憾的是，也因為薏仁不了解這樣的制度內容，所以她躲到員工圖書館避難的行為，就成為馬偕醫院得以指控她曠職的證據，這樣的爭議無論對於往後的勞資調解，甚至是打算提請賠償的民事訴訟都會造成不利。除此之外，在遭到解僱之後才提請勞資調解，這樣「忍耐到最後一刻」、「委曲求全到有一方撕破臉」的作法，雖然是以合為貴、迴避衝突的東方文化所秉持的價值觀，但這樣的策略卻很容易讓勞工在申訴的過程中缺乏與僱主談判的連帶關係。其實若薏仁在尚未被解僱、受到職場打壓時就提請勞資糾紛調解，那麼依據勞基法規定，在調解結束之前馬偕醫院都不能將她解僱，但受僱者往往因為不知道自己有如此的武器來自我保護，只能被動的隱忍自己的委屈，甚至因為使用了錯誤的方法來抵抗而被抓到把柄，喪失在法律上爭取自己權益的優勢。

結語

當性別歧視與壓迫在職場中被發生時，由於勞動者本身對於權益的缺乏認知，因此往往不知道如何保護自己或是因此而受到傷害，但也唯有所有的受僱者都對自身的權利有所認知，僱主才不會有予取予求的機會。壓迫的發生往往複合了不同身分脈絡之下的個人處境，也唯有明辨這樣的身分多重性，才能明確的指出壓迫形成的前因後果，進而有抵抗或自我救濟的可能。

註1：傳統上將農運、工運等因為特定社會經濟背景而動員，為了爭取顯見利益而發起的社會運動稱為「舊社會運動」；將同志運動、環保運動等因為認同、理念等對於族群與世界的想像而發起的運動稱為「新社會運動」

今年第一次繩縛練習@小林家

2011-03-02T11:03:00.000-08:00

這是今年的第一次練習。努力的想重新抓回一點感覺。

我一直覺得要掌握技藝性的東西，最重要的是讓它成為自己的一部分。當一種技藝真的到達行雲流水的時候，在使用這樣的技藝時其實是不需要太多思考的，你的身體會很自然的引領你的意識去將事情完成。除此之外，也因為到最後它的進行會近乎某種直覺，所以你對於自己的身體也要有某種程度的信賴。

而我想這也是目前自己面臨的瓶頸。我對於自己能做得到甚麼並沒有太多的自信可言。

在我斷斷續續的學習過程中，我覺得繩縛這項技藝其實並沒有比其它技藝（如舞蹈、樂器或是繪畫）在技法上更困難，或者毋寧說它們都具備有一些能被稱為技藝的共通特質：對於細節的講究、對於用身體去體會的講究、對於嫻熟的講究。但真的要說學繩縛有一件與其它技藝都截然不同，並且因此讓我最難克服的環節，我覺得是「人」這件事。

你的技藝透過一個「人」來展現，一個有感受的、有表達能力的、甚至往往和你有深邃關係的「人」。我到現在都還在思考要用怎麼樣的心態或自信去使用一個人來展現技藝。我並沒有太多想要控制或支配的欲望，對我而言會讓我快樂得是正在操作某種技藝這件事，以及被全心信任至此這件事。所以最後又回到了「自己是否真的值得被信任」這樣的煩惱之上。

其實說穿了還是練習的問題。但可能是性格的關係吧，總覺得一直麻煩別人教、麻煩別人當受方、甚至連練習的地方都要麻煩別人，感覺自己就像一個麻煩人物，而且也沒甚麼可以回報的。所以當有人願意教你些甚麼的時候，除了心懷感謝之外，就是認真把握每一次的機會去觀摩、去學習而已。這次練習的時候甜點說我綁腳踝的繩圈順繩處理的很俐落，雖然不是甚麼很了不起的事情，但心裡還是小小開心了一下，畢竟那是在小林教我怎麼順繩圈的方法之後，我自己回家對著椅腳把它練熟的。

不過這次（離上次也是將近三個月前了）試吊沒有成功，也發現之前觀摩別人吊所記下來的動作還是有很多錯誤的地方，而且在對自己的技法沒有自信的狀況下又更容易緊張和失誤。唉，有時真覺得自己需要更冷靜一點。

這是吊之前拍的一兩張高手小手縛，算是練習的留念。胸繩感覺還可以，除了速度可能還要再快一點之外，大抵上外觀還蠻整齊的。腰繩的作法我自己是覺得很有問題（妮可示範過兩次給我看但我覺得自己一定有哪個很關鍵的地方記錯）。

左腿的部分是平常看小林常作的裝飾繩，自己試著去臨摹的結果。但說真的綁得沒有很好看，和我預期中能有菱形格子的計劃之間有著深不可測的差距，而且不知道為什麼原本在前方的結會滑，所以後來都跑到後面去了，前面看起來就都是平行的繩路。不過就當試試綁裝飾繩和熟悉繩子走法的練習吧。

壓迫的雙重性（一）：當馬偕醫院非法解僱了「跨性別」

2011-02-26T02:40:00.000-08:00

這些我們都熟悉的故事

2011年2月10日下午兩點半，我為了參加薏仁的勞資調解會而踏進台北市政府，在婉如迷宮的市府大樓中找尋勞工局北區分處所在的位置。各種路標、指示、立牌隨處可見，指示著熙攘的人群通往這座城市運作的科層核心。

抵達北區勞工局辦公室時，已經接近調解開始的時間。我和TG蝶園認識的一兩位朋友打過招呼後，一群人就一起坐在會議室外面等著。作為資方的馬皆醫院代表不願意開放旁聽調解，因此勞方除了三個受到委任的代表能參與調解會議之外，其餘前來關心的人都只能在外靜候。薏仁原本是馬偕醫院的資訊工程師，在馬偕醫院工作五年以來一直隱藏著跨性別的身分。去年開始毅然決定要忠於實踐自己應該屬於的性別，並穿著女裝上班。這樣的轉變雖然並沒有招致身邊同事的反對，甚至還有些與薏仁同辦公室的同僚十分支持薏仁轉變的勇氣，但薏仁的上司、她的人事主管，卻在尚未深入了解跨性別的涵義之前，就以近乎恐慌的非理性方式回應薏仁的轉變。除了以「不想讓她在外丟人現眼」的理由強迫薏仁轉調至內勤單位外，甚至以不准上女廁、不准任意離開座位等不合理的規定和要求，逼使薏仁重新穿回她所不認同的男性裝扮，而為了躲避這樣痛苦的工作環境，薏仁也只好三不五時躲到醫院員工的專屬圖書館暫避風頭。這樣鬥了半年之後，馬階院方眼看薏仁鐵了心不肯就範，就索性以「無法勝任職務」為理由將薏仁開除，連最後一個月的薪水也拒絕支付。就算上個月已經有諸多性別與勞工團體在馬偕醫院門口發起抗爭、引起不少媒體與社會關注，院方依然不願意就開除薏仁一事出任何讓步。

這個故事也就是今天這場勞資調解的始末。作為勞方的薏仁認為馬偕醫院作為醫療機構，不僅完全不理解生理性別與心理認同相異的跨性別，早就是精神醫學所認定存在的現象，因為跨性別身分而將她解雇完全是馬偕醫院的性別歧視，甚至她的人事主管還用惡劣的手段試圖將她逼退、讓她在過去半年無工可作，連辦工室都待不下去，身心都備受煎熬。因此要求馬偕醫院返還其應得的工作權、讓她能重回原本的工作岡位。而馬階院方的代表，則不斷強調薏仁曠職嚴重、長期給予卻仍未改善，並且堅持開除的原因與其性別認同沒有任何關係。

妥協與不妥協

漫長的會議持續了整個下午，但其實在大部分的過程中，只是不斷相互爭辯曠職與不合理對待的是非對錯。調解委員很詳細的問了薏仁整件事情的經過，但對整件事情的態度卻十分模糊，在性別歧視的部分也沒有任何意見或看法。最後馬偕醫院代表提出了一個半月薪資的和解金，並且拒絕多付出任何一毛錢，這次的調解於是破局。

在開完會後會、給記者拍照、決定下一步行動之後，我們步出台北市政府的大門，這次的事件在這裡暫時告一段落，但許多紛雜的思緒仍然在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馬偕醫院只派出了兩名級別不高、沒有任何決策權的代表參與調解，或許連要花錢多少錢來息事寧人也早就決定好了。而調解委員會既然以調解為名，自然也不是爭取正義場域，它既不負責仲裁也難以權衡對錯。

在這裡，所追求的是某種以金錢化約的妥協。

但世界上終究有不可妥協之事，對馬偕醫院而言是承認歧視，對薏仁而言是嚥下這樣的歧視。在調解進行的過程中，薏仁拿出了一紙馬偕醫院人事室的公文影本，上面清楚的寫著「由於周○○堅持以女裝打扮前來上班，為避免其在外走動影響部門形象，故將其調至內勤工作」。這樣的內部公文當然明確的違反了性別工作平等法中，雇主對受僱者之分發、配置等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的規定。但除了譴責馬階的違法行為之外，原本用來保護勞工避免因為性別受到職場歧視的制度規範，為什麼終究只能淪為事後追溯正義的一種救濟？制度的存在為何無法成為對跨性別者工作權的保障，可能才是更值得深思的問題。

那些我們都熟悉的想法

跨性別者的職場處境在現下對跨性身分普遍缺乏基礎認知的環境中，大多是被當作跨性別者如何與週遭世界共處的問題來理解。在我們的社會中，性別氣質與生理性別之間的相互指涉，可以說是形構社會秩序最基本也的元素。因此，當跨性別者所展現的性別氣質和生理性別產生錯位時，對一般社會大眾而言必然會造成不小的道德衝擊，甚至也因此更容易遭受標籤、污名，甚至歧視。跨性別者往往被視為潛在的罪犯、對善良婦女的隱性威脅，並且更重要的是，在這一切之前，它能直接的引起人們的道德焦慮與情緒的不適感受，因為它挑戰了我們最根深柢固、關於人如何為人、如何被劃分的基本想像：男人的身體、女人的人體、男人的樣子、女人的樣子。

因此，我們往往認為壓迫的濫觴來自於對跨性別的無知與恐懼。但真的是無知和恐懼造成壓迫的存在嗎？我想答案既是肯定，也是否定。在薏仁的事件中，就算她週遭的同事都或多或少在薏仁的努力溝通之下，能同理並接受薏仁的轉變。薏仁的上司、一個需要和她朝夕相處的馬偕醫院人事主管，卻依然堅忍不拔的以每月白花花的薪水為代價，和薏仁整整纏鬥了半年，並在最後將她掃地出門。

但是，在薏仁所的遭遇中，來自上司的壓迫顯然不是透過除去跨性別之魅而能被消匿的。或許我們可以簡單的歸咎於世上總有人特別冥頑不靈、特別無法同理他人的生存需求，但當組織中的決策者正當化歧視的語彙是由「為了避免部門形象受到傷害」所構成時，它所反映的卻是一種超乎個人好惡、由對於集體秩序的想像所構成的壓迫情境。那不是純粹出自於一種私人的情感不適，而對跨性別者所作出的負面回應，而是揣測社會的道德氛圍後將之付諸現實的惡性循環。實際施行壓迫的可見個人，僅只是代行著一個幻見的、象徵性道德框架的「他者」的意志，而這也是為什麼要消解既存的性別歧視會是一件如此艱困的工程。除了對生活週遭孤立個人展開的溝通協商之外，唯有讓普遍價值的翻轉成為被認知的事實，依附著普遍價值而生的壓迫才有被解構的可能。

歸，而不賦

天色已晚，回家的路途遙遠，就算入夜，這座城市中的燈火依然通明。在這片燈火中反覆明滅的是我們的日常生活，以及各種生活得日常的努力。如何讓與各種性少數相處的那條「阻力最小的路」由壓迫轉向包容，或許是在這一場跨性別職場紛爭之外，更大也更懸而未決的難題。

註：本文是依據筆者參與馬偕醫院非法解僱跨性別事件的經驗，所撰寫而成系列文章的第一篇。除了描述事情的始末之外，也試圖討論跨性別者在社會中所遭受到的壓迫從何而來。而在下一篇文章＜壓迫的雙重性（之二）：當馬偕醫院「非法解僱」了跨性別＞之中，筆者將從薏仁的另外一個身分，也就是作為馬偕醫院的「受僱者」作為切入觀點，探討台灣勞動者的工作處境與勞動權益問題。

反思：生命敘事界線的釐清

2011-02-16T05:08:00.000-08:00

我還記得那是大學二年級之後，我停止書寫文學性的東西。這樣的停止既是因為自國中以降的書寫訓練，仍然無法讓我突破在文字使用和語感掌握上的瓶頸，也是因為自覺生命經驗的空洞，而不知從何寫起的焦慮。對映自己大學前兩年的生命過程，從音樂、異議到武術總共換過三個社團，修課從心理橫跨文學、政治、戲劇，生活重心從課業挪移到舞台演出，但最多的是不知所終的把大部分的時間任意磨耗 (我還記得那時一個朋友對我的形容：Loafing，如遊魂般的、遊盪的)，大抵而言是在尋找自己的位置，卻又無所適從的過程。

又三年過去，在大三的一年之中，接觸社會學、接觸皮繩、接觸沈昀，這些事情幾乎在那個時刻一起發生。然後因為社會學，我發現了一種迥異於我以往所學的敘事方式。一種試圖精確的切割、理解、掌握所處的渾沌世界的敘事方式。它適時的承接了那些大量在我身邊湧現的邊緣經驗，既作為一種情緒上的防禦也作為一種詮釋週遭的工具而被我使用。而我也迫切的希望能掌握這樣的語言，因為對我而言，把一切抽像化的觀看、化為概念、削去其中生命脈絡與情感的血肉，將那些會讓我悲傷至無以為繼的懸念，置於一個可見的無限遠方，留下抹去私密記憶的純粹白骨，然後我才能繼續下去。但最終，或許是不甘於將一切束諸空想高閣的不甘，也或許是和沈昀的交往對我所產生的影響，最後我還是決定要試著實踐些甚麼。

其實我並不是那麼堅強的人，我缺少能旁觀他人之痛苦的冷靜與冷漠。但與此同時，我也不斷在思考自己在這個漩渦中所處的敘事位置。精神醫療、跨性別、異端情欲、勞動者們、與整個社會規訓力量的碰撞，我從來就不在那最前線。作為一個台灣大學的學生、生理男性、雙性戀者、BDSMer、某種程度的社會學想像持有者，很幸運的我在大學之後才開始前往邊緣的旅途，那些在孩提或校園所可能經驗的困頓、孤立無援與壓迫都不是屬於我的經驗，或者說就算有也不致成為一種傷害。我沒有當過一天的勞工、受過一次欺凌，我沒有以病人的角色進入過精神醫療的診間或是輔導室，狹義而言我也不屬於跨性別者。對我而言，我在乎這一切在邊緣發生的事情，是因為我身邊的、我摯愛的人讓我涉入他們的生命傾聽他們的語言。我在這個場域作為一個實踐者而存在的理由，最多的也是希望藉由改變這個泥淖的可能，來讓我們都快樂一些，或是讓與他們有共同生命經驗的人快樂一些。

然後我就在這裡了，但也時常覺得疏離。C在某次和我一邊徹夜一邊吃抗焦慮劑一邊漫無目的的談論自己的身體、情緒和彼此生活的瑣事時，所使用的是陪伴這個詞彙，而在更多時候除了親密關係之外我也很難更清楚的向他人述說這些牽絆的本質。沈昀和我的關係大概是最清晰的了，是愛人也是戰友。但總之這種既貼近又永遠存在距離的經驗，是我至今仍然只能以極度論述性的方式進行敘事的緣故。那些我涉入的經驗終究不屬於我自己，我不能凌駕於他們去詮釋他們自己的私密生命史。那既是一種褻瀆更是一種背叛，而若要書寫自己，一來很多尚是進行式的事情，仍然是我無力深剖或整理的情感。二來這也同樣會碰到逾越詮釋

他者的問題，對此我深感道德上的焦慮。

希望有一天，如果真的有一切能告一段落的一天，我能真正開始書寫那些屬於我和我們的敘事，不為了造成些甚麼而書寫，只為了留下些甚麼而書寫。

跨越到彼岸

2011-02-11T09:45:00.000-08:00

第一則新聞短波：

「2010年11月，馬偕醫院周姓工程師男扮女裝上班遭開除，院方表示：開除乃因當事人曠職嚴重，並非性別歧視。」

第二則新聞短波：

「復興高中跨性別男生穿女制服上課，校方尊重學生性別選擇，校園中卻仍存異樣眼光。」

第三則新聞短波：

「男大生著女裝，燒炭自殺身亡。遺書寫著：老天爺給了我一個男生的軀體」

在跨性別這個幻見的族群裡，事情應該不會更糟了，畢竟最慘不過一如往昔。對於那些有著「跨與不跨」課題的人而言，成功跨越者兀自消隱於社會，並重啟自己的全部生命(從聲調服飾身段到隨身的證件)；失敗者則望著未竟的身分，也同樣在踏雜的世界中孤身隱去(他們看來與你我無異，頂多稍顯鬱鬱寡歡)。至於能游移於「跨與不跨」之間的人，則泰半對於身邊正在發生的一切，選擇沉默以對。

但也總是有甚麼正在逐漸改變著，性別主流化帶來的政治正確儼然成形。就算普羅大眾的偏見依舊、能照自己希冀的樣態生活依然是一道難以高攀的窄門，「我們沒有歧視誰」卻早已在理解甚麼是歧視之前，成為在展現壓迫的場合中朗朗上口的辯詞。兩性工作平等法的存在無法改變馬階醫院對跨性別者的恐懼，開明的復興高中也不能喝止「死人妖」的罵名。玫瑰少年十年後，我們所面臨的是更加分歧的世界。作為同性戀者的世界、作為普羅大眾的世界、作為由政治制度建立的世界…..每個世界中都有部分已然覺醒、理解到終究我們要對他人的生存姿態投以理解與尊重；但每個世界中也都還有部分尚處蠻荒。一種世界、雙重面貌，尊重和壓迫並行，有知與無知共治。

如果要為現下的跨性別、以及各種性別邊緣的身分作出一個註腳，諸多現實的「裂解(Fragmentation)」可以說是最貼切的詞彙。在這個身分的內部，「跨性別」這個廣納百川的標記，終究還沒能讓「跨」這件事背後的身分敘事有落腳之處。對於想要跨過的人們而言，跨性別是一個象徵著逃離過程的身分，因此終究是去往另外一個地方。而對於以跨作為多種存在面貌之一的人們而言，跨性別則只是某種飄渺的形容詞彙，無法召喚太多與自身的生命史共鳴的認同。這並非某種基於認同政治的苛責，因為我了解對於他人的選擇，我們都沒有任何資格加以置喙。不應輕易評價、也不應任意揣度。以一己之私橫墨於他者的生命敘事無疑是最大的傲慢，無論是為了多麼高尚的理由。我們永遠只能自勉些甚麼，一切還很長、還很遠。或許有這麼一天、真的有那麼一天終能予生者安寧；予逝者安息。

但也或許就如很多論述常常提到的：唯有抵抗存在的地方，才可以看見權力。在跨的世界、在同志身分的世界裡行走數年，我不禁要感嘆，這種整體社會中依附著性別道德而產生的機械連帶力量，真的是恢弘到令人不忍卒睹的程度。而又若從反抗中才能看見所謂「人」作為「主體」的能動性，那麼跨性別作為某種對「實然」的堅定抵抗，其身體能作為資本，甚至是戰場而存在的程度，有時也真得太過於刻骨銘心。年齡、膚色、身高、體重、髖骨的大小、臉龐的輪廓。不知道究竟是能動性的實踐，促成了跨性別者對自己身體近乎苛求的檢視；還是壓迫性的社會，造就了對一具跨性別身體夠格與否的嚴厲觀看。但的確，幸運者如「甜美女模曾是男兒身」，不幸者則如「女戴假陽具纏胸扮男騙二女做愛」。無論一切是否正在變好，現在的跨還是一件過於「人各有命」的事情。

於是，我們親見個人力量之渺小。太多的妥協、太多的折衝、太多的矛盾掙扎嘗試週旋，太多的不得不。我深信所有的人都應該盡力與整個世界相處融洽以獲得安好。但我無法坦然接受的是，為什麼有人需要努力更多、讓步更多，還依舊因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偏見而傷痕累累。沒有人應得這些、應經受這些，就算現實真是如此，但我們還是想問：來自秩序或倫理的痛苦是否是種不可撼搖的應然？如果跨的艱辛儼然成為一種集體記憶，那麼它是否因此是種超越個人存在的「處境」，而非只能獨自承擔或面對的「業」？

我厭惡如此甜膩而苦澀的方式來談論我親見的一切，因為那總是多少帶有踰越一己之身分的意味。但在這樣的時刻，對於處境的反身思考總是不應以沉默作結。

致所有的旁觀者們：公眾溝通中的憤怒從何而來？

2011-02-05T06:45:00.000-08:00

當一個行動者在面對「與社會溝通」這件事情時，最會令他感到憤怒的並不是任何的信仰與價值差異。畢竟對於所有致力於實踐些甚麼、或改變些甚麼的人而言，「我們是那麼的不同」會是需要面對的第一個課題。而道德態度（你是否過於高尚或敗德）、關懷焦點（其他地方也有受苦的人你怎麼不去在乎一下）、所使用的語言系統（太煽情所以民粹，或是太複雜所以傲慢），我想也都只是某種可以，且必須要被接受的挫折來源。嘲諷、挖苦、甚至是某些無涉個人尊嚴的叫囂，如果用最低的互尊與自重水準來看，也都可以被視為是對話前彼此在價值衝突時，所自然產生的敵視以及誤解。

而真正會讓試圖發聲的社會行動者們憤怒的，其實是一種想當然爾、好整以暇的旁觀姿態，以及嚴已待人寬以律己且自貶身價的行動檢視標準。旁觀他人之苦痛或許是最能造成他人痛苦的方式之一，以他人之憂懼證成自身處境的安好更是如此。如果再多上一點個人主義式的冷嘲熱諷，更可以迅速讓所有試圖探討合理與正當性的懷疑，轉為對保守者的憤怒情緒。

但在這樣的輪迴再一次發生之前，我想為所有行動者、異議者澄清的是：所有的論述都不奢望能憑一己之言一家之力來打造美麗新世界，我想任何人還沒有妄自尊大到這種地步。甚至有時候所謂的論述與行動，還更接近面對難以撼動之現實的時候，所採取自我療傷與止痛行為（當然大部分的時候我們依然滿懷希望）。回歸到最根本，如果真的要奪權鬥爭、透過狹義的政治力量改造現實，沒有人會選擇留在「社會運動」這樣一個場域：眾聲紛紜、人聲鼎沸卻有如鬧區洶湧的人潮一般，殊途、紛亂、又相對起一旁的權力巨廈和冷漠群眾而言，力量卑微。

因此，在這些行動與字裡行間本來所意欲傳達和改變的，其實也僅僅是一種最簡單、最淺薄的價值：不將他者的苦痛、犧牲與弱勢視為理所當然、不輕易想像自己的行動理由會比任何他者更為優越、聰明、理性或高尚(這與理想性並沒有任何關聯)，並因此，如果可以的話，試著不要將所有正在發生的事情視為一種理所當然的神話。這樣的價值並不是要任何人馬上去做些甚麼改變或是去順從些甚麼指南，而只是對於讓人重新對於自己與他人的關係有比所謂「現實」或者全然的利己主義之外，更多一點的思考。

所以當你，作為一個偶然聽到一些特別聲音的人，當你面對這樣的倡議者時，不要急著害怕自己想像中的利益會被剝奪，或者基於理想的行動造成的毀滅性結果。因為一來憑藉著些許人的力量，並不足以去劫掠些甚麼，二來這個目前正顛頗運行並讓大多數人（但願如此）得過且過的生活的現實世界，其轉動的機制中也有同樣多不理性與缺乏邏輯的部分。這造成了不少災難，不過也還不至於毀天滅地（但不代表未來不會）。

可被看見的冷漠旁觀這件事情之所以如此令人憤怒，就是因為比起全然的沉默所構成的、婉如液態空氣般存在的現實，這樣無動於衷的可見姿態所展現的就是對所有冀望的全然否定，而這樣依憑且反覆陳述「事實」的敘事，不僅是過度樂觀的預設了現況的合理性以及邏輯性，更糟的是它也同時因此否定了任何言說與討論的意義和價值，並且諭示著一個不作為而絕望的情境。有能力以現實作為拒絕思考的理由的人，往往都是不會被那些隱伏於社會運作之下的力量所傷害、所剝奪的人；或者更悲哀的，忘記自己有可能、甚至正在被壓迫卻渾然不知的人。

這並不是對於任何保守者的指控。事實上，我們與大多數的人並沒有任何不同。我們接受大部分正在發生的事情，無論是因為沒有興趣去懷疑，或單純因為無知。我們同樣也仰賴常識與自然的態度來認知世界，大多數的時候也並不理性、並不冷靜，也常常使用嘲弄的方式來對待我們認為無法溝通的對象。

但也因為如此，我們可以、也應該，但是無需經過更高標準的檢視。我們會持續努力，但沒有任何義務在感到厭煩的時候好好說話、沒有義務維持一個比別人更良好的溝通態度、沒有義務去證明自己比任何人更有行動力、能給予更多承諾以博取微不足道卻自視甚高的贊同。如果試圖傳達一些價值並沒有比較高尚偉大的話，那維持某種現狀當然也沒有。同樣的，如果我們最終所欲傳達的只是某種價值的關懷，那麼我們就沒有任何義務，去為了那些基於合理或者不合理的猜想所提出的、表達同意的前提但書而竭盡心力。當有的人為了自己的價值與立場到底是甚麼而思考的時候，我無法苟同任何單純因為自己與現況站在同一邊而拒絕思考的慵懶態度。

任何人都應該不斷詢問自己的信仰為何，而非只用「我同意你的價，值但你要幫我解決下述實踐問題我才會同意你的訴求」的苛刻態度，來凸顯自己的支持是如此的坐享其成與可有可無。沒有任何人需要尊重這種廉價的「支持」。因為這樣的支持在任何時候都是那麼的無關緊要。

性交、毒品、HIV：讓我們理性起來

2011-01-27T08:52:00.000-08:00

本文整理自流行病學者 Elizabeth Pisani
對於HIV防治議題在TED國祭研討會上所發表的觀點，
演講的全部內容可點選以下連結觀看。

http://ppt.cc/oklg

人們會作蠢事，然後HIV就這樣散布開來?

這句話只有一半是真的。有人的確因為作了蠢事而染上HIV，但其中大部分的人作出這些蠢事，卻有著完全合乎理性的原因。

在公共衛生學的流行病防治觀點之中相信，充分的、正確的防治資訊，以及能使個人依據所得資訊行動的醫療服務或政策制度，再加上一些動機上的鼓勵，人們將可以作出理性的健康行為決策並因此遠離疾病危害的風險。但這在愛滋防治領域上是有點問題的。愛滋的傳播和性交、毒品脫不了關係，而不幸的是，勃起和上癮正是兩種能讓人喪失理智的主要原因。

藥癮者的理性：共用針頭的選擇邏輯。

在印尼的監獄中，海洛因成癮者為彼此注射走私進來的海洛因。一支針頭往往在數十人之間傳遞，過程中僅在骯髒的襯衫上稍作擦拭，血汙則無法避免的四處沾染。他們並非不了解共用針頭的危險性，也和所有普通人一樣對這件事感到噁心。但對於被監禁的海洛因成癮者而言他只有兩種選擇：接受骯髒的針頭或是不要吸毒。而諷刺的是，如果世界上會有一個讓你最想要吸毒的地方，那麼這個地方非監獄莫屬。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監獄之外。伊莉莎白·皮薩尼對印尼三大城市600個毒癮者進行訪談後發現，幾乎全部的毒癮者都知道共用針頭是導致愛滋的主要原因之一，並且幾乎全部的毒癮者也都知道該透過怎麼樣的管道取得便宜又乾淨的針頭。但只有四分之一的毒癮者會隨身攜帶乾淨的針頭，注射藥物時會使用乾淨針頭的比例更只有十分之一。

於是我們面臨了一個十分吊詭的情境。藥癮者並沒有比一般人更無知，他們都知道共用針頭會感染HIV，但他們卻依然選擇共用針頭。比較廉價的方式是將一切歸咎於藥癮者個人，並認為他們的缺乏自制能力、不自愛、無可救藥的本性是讓他們覺得共用針頭比較過癮的原因。

但事實是沒有人喜歡共用針頭。藥癮者清楚共用針頭所帶來的風險，卻無法在行動上進行改變的根本因素並非他們天生具有甚麼人格瑕疵或者缺乏理智。關鑑在於當 "隨身攜帶針頭" 這件事本身在印尼就可以讓你被關進監獄時，對於要不要共用針頭這件事情的選擇就有了微妙的變化。

在當下選擇共用針頭，然後有可能在幾十年後因為愛滋而死掉；或者在當下選擇用自己的針頭，然後明天進監牢。雖然將自己暴露在愛滋的風險中是十分糟糕的事情，但立刻被關進監獄裡一年可能還要更糟一點。況乎在監獄中，因為共用針頭而染上愛滋的可能性也沒有低多少，事情又回到原點。

突然間，共用針頭似乎變成是個相當理性的決定。

決策者的理性：不作為的選擇邏輯

既然藥癮者也想要使用乾淨的針頭，那事情似乎變得十分單純：讓所有人都能廣泛拿到乾淨針頭並讓他們不用因此而擔心被捕，這似乎能解決大多數的問題。

而事實也是如此，實施全國性針頭交換計畫的國家，如英國、澳洲、紐西蘭，藥癮者之中染上HIV的比例不超過4%，而沒有實施此項政策國家的主要城市，如紐約、莫斯科、雅加達，在感染高峰期藥癮者中染上HIV的比例往往超過50%。

就國家公共衛生治理的理性選擇而言，比起為感染者提供醫療照護所需要的高昂成本，為提供乾淨針頭所作的投資似乎是相當有效益的選擇。而我們也理所當然的期待著政客會理性的作出政治決策：實施國家針頭交換計畫、攜帶針頭者不再有被逮捕的風險，然後愛滋在藥癮者中得到控制，一切完美。

但事實並非如此，當政客的理性選擇包括延續其政治生命時，無論被動接受還是有意操作，"提供針頭會讓國家淪為毒蟲天堂"這樣廣為大眾接受的論述邏輯，卻使拒絕提供藥癮者針在為政客在民意與政治生命的雙重壓力下，成為相當有道理的選擇。

性工作者的理性：使用保險套的選擇邏輯

姑且不論那些認為發送保險套等於鼓勵濫交的詭異邏輯 (不幸的是，這樣的邏輯和提供針頭等於鼓勵人吸毒似乎頗為一致)。事實上，如果我們對HIV有更深入的認知，我們就會知道HIV並不那麼容易透過性交傳染。HIV的傳染機率和體內的HIV病毒數量有很高的關係。因此，傳染的最高風險時期是身體尚未對HIV病毒產生抗體的感染初期，之後身體中的HIV病毒數量都會維持在相當低的水準，除非感染者又透過性行為重複感染。直到潛伏期過了、愛滋病的症狀開始出現後，身體中的病毒數才會再度急遽上升。不過那時由於身體情況開始惡化，感染者進行性行為的頻率也往往會驟降。

因此，愛滋病的傳染最主要的決定因素在於，在遭受感染的最初，感染者同時有多少個性伴侶，因為感染初期正是感染者體內病毒量的高峰時期。也因此，多重性伴侶在討論愛滋防治議題上會成為關注的焦點之一，也還算其來有自(註1)。同性戀者和性工作者也因此成為防範性行為傳染愛滋的焦點。

關於性工作者的愛滋方治目前還算作得不錯，在大部分國家的性交易中保險套的使用率都達到80-100%，而這是因為一連串的鼓勵政策所造成的結果，同時使用保險套也是性工作者的理性選擇，因為染上性病對生意有很大的影響，所以本質上性交易中可以達到高的保險套使用率
。

親密關係中的理性：不使用保險套的邏輯

要在所有的親密關係中都使用保險套就相對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心理因素是其一，我們對羅曼史的想像，以及伴侶信任象徵的需求，讓人們選擇在所有親密關係中使用保險套這件事情，需要更多的鼓勵才能得到實現。但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治療的有效性，改變了我們對於理智決定的看法。某些人因此認為，治療也是同樣有效的預防方式。

但事實並非如此，原本會在病發後死亡的感染者持續以低病毒量帶原者的特性在社會中生活，並在某些意外，如忘記服藥、產生抗藥性或重複感染的情形下暫時成為體內有高病毒數量的高風險帶原者。

當然這絕對不意味著停止治療是應當被進行的預防措施，絕對不是。上述訊息只要反駁那些宣稱治療勝於預防，或者將治療當作預防的論述。這可以從那些治療機制完善的國家的同性戀中看到更多的證明。

在那些身處於有著更普及愛滋治療國家之中，同性戀者間的保險套使用率相當高，同性戀族群對hiv的反應也非常快，他們幾乎不需要太多公共衛生專業人員的協助就能正確的在防治hiv上作出回應。但在接受治療的同性戀者中，保險套的使用率明顯驟降。

會產生這樣的結果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因為藥物對於病情的控制，讓人覺得低病毒量的帶原者是安全的。第二則是當愛滋病的症狀部分能得到藥物控制後，人們對於HIV病毒開始掉以輕心：愛滋病是致死的疾病，HIV則只是種無趣的、讓你每天多吃顆藥的病毒。於是相對而言，不使用保險套能在親密關係中獲得的快樂似乎就大於受到感染的風險。

上述觀點可以在蘇格蘭的研究結果中得到證明：藥癮者的HIV感染比例在國家針頭交換計畫實施後急遽下滑，性工作者在治療開始後的感染比例也因為一連串安全性行為的鼓勵措施，使感染率得到控制。但同性戀者中，感染率卻在治療開始普及的三四年開始上升。這意味著當人們越來越不害怕愛滋、並且越來越多帶原者在社會中活的越久、越健康後，與帶原者性交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因此我們會需要更多的預防措施。

愚蠢的決定從何而來?

既然事情看似如此清晰，那麼為什麼HIV防治的公共衛生政策無法持續朝這些應當最具有效益的目標前進，愛滋感染人數也持續上升？答案是當防治策略作為一種政治問題時，一切都開始走樣。

這並不意味著政客大都是目光短淺或愚蠢無知之徒，而是當每個人都對於理性選擇有自己的合理解釋時，這些不同的理性決定彼此互相影響卻很有可能造成災難。對於藥癮者而言分享針頭是理智的，因為政治家所作的愚蠢決定；而對政治家而言，這個愚蠢的決定卻也因為面對選民的需求而成為理智的。

但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選民，我們都有義務要求政治家依據科學知識和基本常識作出決策。公共領域的聲音，是每一個公民能透過主動思考與獲得知識，來對政治決策發揮影響力，並且避免HIV因為錯誤決策而擴散的方式。同時也是身在社會此一共同體中的個人，所需要共同承擔的責任。

註1：但多重性伴侶與同性戀者，在台灣的愛滋防治政策中往往被過度聚焦，甚至是錯誤的曲解其作為風險族群劃分的意義。

註2：本段落所提到的同性戀者在治療之後，對於愛滋風險評估的轉變並不一定能反映在台灣同性戀族群面對愛滋風險的態度。在引用此研究作出論述時需考量文化與社會情境的差異。

神話、欲望與權力：貞操帶的快感符號

2011-01-27T08:47:00.000-08:00

貞操帶─支配與臣服的遊戲

我戴著我的貞操帶去了那個派對(一個在紐約的SM聚樂部)，並且第一次將貞操帶的鑰匙交給了一位女王……我在那裏和她一起從晚上待到隔天。我將件事視為她賜與我的特權。他似乎不打算讓我從貞操帶的束縛中解放，我們並沒有談論它。但我逐漸開始理解並享受這件事的意義：不只是想像自己被完全臣服於另外一個人的腳下，而是這件事情真的發生了。這大概是最讓我滿足的事情

<John. H，不同的愛(2005)中的受訪內容>

如果是那些對於各種不同型式的性快感並不熟悉的人，這樣的獨白可能會看起來十分的令人費解。但它確實是某些人夢寐以求，或者正在身體力行的情慾實踐方式。通常在由各種不同的，環繞著拘束、調教、快感與疼痛、施虐與受虐所構成的BDSM情慾文化中，由其中一方完全擁有對另外一方的控制權力並形成一個涇渭分明的主從關係，這樣的互動形式通常被稱之為支配與臣服(dominance & submission，即D/S) 。在這樣的關係之中，雙方反複的在各種形式的命令、紀律、懲罰之中扮演執行者與接受者的角色，並在這樣的操演過程中共同得到屬於自己的快感。

D/S中的支配可以有十分多樣的形式，並且支配作為一種透互動過程而不斷操演的概念，其體現往往取材於現實中對於各種支配活動作為理解雙方支配關係的基礎共識。各種不同的束裝與器具(如軍服或皮鞭)以及儀式化的行為(如跪姿的奉侍) 作為將生活與經驗中權力活動的意義符號化的物質載體，並在雙方的情慾互動中透過模仿、錯置、轉化、投射等方式將符號從日常生活的權力活動經驗中陌異化，成為專屬於D/S互動中的情慾經驗。

而在那些廣為人知的支配形式之中，將對方的性愛活動完全掌握於自己的控制之下可以說是其中最讓人著迷的了。對於支配方而言，還有甚麼比一具被貞操帶禁錮的陽具，或者隱藏在盾片(註1)之後若隱若現的陰部更能清晰的呈現出對於伴侶身體的完全擁有呢？而對於臣服方而言，兩胯間的堅硬觸感又何嘗不是對於”你的高潮專屬於他”這件事最完美的提醒？尤其當配戴貞操帶的臣服方是男性的時候，對勃起或接觸自己的性器官的強迫限制，卻反而讓每一次陽具與貞操帶之間的不經意觸碰，直接喚醒了對於快感產生的意識與不由自主的想像：禁慾的終點是欲望是放的開始。有趣的是，在當代的D/S文化之中，男性配戴貞操帶遠比女性普遍且受到歡迎，不僅有專門的公司生產適合在現代生活中長時間舒適配戴的男用貞操帶，大量的社群記錄與經驗書寫，也顯示了對於將自己的陰莖的主導權交給另外一個人這件事情，男性似乎也從中感受到更多隱微的快感並且更樂此不疲。

……BB說算了，花五千塊認識一個買家，叫我視訊打開戴上(貞操帶) ，帶上去的感覺比起3000、4000(其它該公司生產的貞操帶型號)都還要好很多。不會講，就是舒適度很夠吧，帶了一整夜也都覺得很不錯，不會不舒服。不過早上問題來了，我想上洗手間的時候卻發現尿已經從膀胱衝出來啦! 但是卻尿不出來，只好慢慢橋，用力把尿擠出來。有沒有人願意提供這種問題的解決方法？(有想到插導尿管，不過實在不敢恭維呀，感覺很恐怖) 。另外就是因為主人說這次鎖上預計鎖三個月，以前都是自己鎖，鑰匙也是交給朋友，隨時要打開也很方便，也沒什麼長時間禁錮的經驗，最多就是一兩週。但這是我家主人跟我住得很遠，想請問各位前輩，長時間鎖CB應該要注意什麼事情？

<呆醬，摘錄自某網路討論區>

但上述從經驗現象並無法完整詮釋貞操帶作為器具如何在D/S的互動之中作為極富象徵性的符號，以及佩帶貞操帶作為儀式在權力的體現與快感的暗示上所具有的多重意涵。因為並非所有經驗中的支配形式都能成為D/S互動中所操演的對象(當然也有些人對於純粹的作為支配方的家務幫傭感到樂此不疲)。唯有那些對於D/S雙方而言能在支配意義中嵌入性想像與性意涵的象徵儀式或者是物件，才能同時成為權力的象徵與性快感的載體。換句話說，如果我們都同意D/S活動本身包含了對於權力符號日常意義的轉譯，那麼原本的符號意義中所提供的詮釋與延伸空間如何與性快感進行鑲嵌，就會成為在D/S活動中情慾化的支配會呈現何種樣貌的基礎。因此，本文將從歷史中貞操帶意義內涵的建構與流變過程，來理解當代D/S互動中的貞操帶作為一種符號（Signal），如何能透過明示義（denotation）之中禁慾與控制的意涵，衍生出隱含義（connotation）中不被直接體驗卻實際存在的性快感想像。

中世紀的貞操帶神話

現代對於貞操帶最被廣泛流傳的說法是：這種用以限制性活動的器具出現於中古世紀的歐洲，封建騎士與領主為了防止自己在外征戰或者遠行時妻子紅杏出牆，於是就用金屬製成的腰帶與盾片將妻子的下體包覆起來並上鎖，等到自己回來時才親自打開鎖頭與之交歡。出現於這樣的故事背景之下貞操帶，似乎可以與近代D/S互動中使用貞操帶的意義有著顯而易見的連繫。但真的是如此嗎？中世紀的貞操帶其實在當時並沒有留下太多的記錄或是文獻，”掛上貞操帶的中世紀妻子”反而是在15-16世紀開始忽然大量出現於各種奇聞軼事的書寫之中。而除了對於中世紀貞操帶的描述之外，還有另外一種以當時貞操帶作為主題的常見題材，通常是一個善妒的富商丈夫因為害怕自己經商時妻子在外偷情，於是就命令其戴上貞操帶作為防範措施。但妻子仍然找來當地的鎖匠打開鑰匙並與情夫共渡春宵。文本結構的近似性與出現時間的巧合，再加上缺乏具有可信的相關證據，讓史學家懷疑”害怕妻子出軌的丈夫用貞操帶確保她的貞節”這樣的敘事究竟文學上的想像還是真實存在的歷史情境。並且提出另外一個比較務實的看法：貞操帶確實存在於中世紀以及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但主要的用途是防止戰亂時女性遭受強暴的保護工具而非作為丈夫強迫妻子首貞的工具。

雖然貞操帶的故事可能並非全然真實，但藉由俗民文學的文本脈絡，我們反而更能理解貞操帶的使用作為一種被建構的神話，其中卻已經具備了當代貞操帶符號意涵的基礎元素：對於性活動的控制相關象徵器具的生產(金屬盾片、鎖頭、鑰匙的持有)、支配與被支配的權力關係、禁慾與偷情的相互呼應。這些元素都環繞但並未真正的觸及到性本身，而是環繞在性與快感概念的邊際，不斷的與之周旋卻又不直接涉入快感的生產與獲得。關於不斷在各種鄉野奇譚中言說、描繪，卻又不實際存實踐經驗中的”禁慾又偷情的貞操帶”的綺想，也早在距離現在十數世紀之遙之前，就已經被迂迴的置入貞操帶的符號意涵之中。

不過，這樣的詮釋依然留下的許多未解之謎。至少這些形構文藝復興時期貞操帶的符號意涵所能提供的意義夾縫，仍然不足以讓現代貞操帶的快感想像與之進行完美的鑲嵌。它所召喚的綺想是那個鎖不住的不貞蕩婦。藉由窺視她充滿慾望的蜜裂如何掙脫鎖頭與盾片的束縛，我們得以作為藏身床邊的他者，在對於配戴貞操帶女性的客體化觀看中品嘗禁忌慾望的滋味。歡愉的來源是對虛擬慾望的窺探，而不是想像快感的體驗。

維多利亞時代：自瀆與褻瀆

從窺探的、女性的、禁慾又偷情的貞操帶，到體驗的、男性的、禁慾又縱慾的貞操帶，快感的召喚由觀看女性掙脫私處的枷鎖奔向慾望，轉為直接感受自己被禁錮的陰莖，並想冰冷的觸感中想望即將到來的慾望。維多利亞時代，這個被稱為”集體性壓抑”的時代，卻是貞操帶快感依附於男性陽具上的重要轉捩點。就像傅柯(Foucault Michel)在他著名的<性意識史>中所言，相對性與愛慾能被任意談論的17世紀，維多利亞時代是”資產階級的漫漫長夜。性被小心謹慎的封藏起來，它遷入新居，被夫妻家庭所獨佔，全力負起承擔嚴肅的、繁衍後代的職責(Foucault Michel，1990)”。宗教教條與醫學權威共同宣稱個人健康與公共道德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並將這樣一個奠基於個人身體控制的道德判準，與社會階級系統進行完美的結合：健康/疾病、美德/敗德、潔淨/污穢、高尚/墮落、文明/野蠻。勞動階級既有的性活動被視為來自異邦的骯髒信仰，並且會帶來疾病。新中產階級的禁慾主義嫣然而生，醫療權威與國家機器共同肩負起對於性活動的嚴厲管理與妖魔化、病理化過程。除了那些生育的、謹慎的性能合法的在閨房中被執行之外，其它逾越的性語彙或者性活動都基於對身體健康與道德良知的危害而被壓抑，包括自己一個人從事的性行為。

對於維多利亞時代的醫生與父母而言，青少年的自慰行為一直都是困擾著他們的諸多問題之一。當時的醫學論述大量製造著關於自慰可能導致的致命危害與研究結果：致瘋狂、心智喪失、憂鬱、發育不良、骨骼鬆弛、笨拙、青春痘、精力耗竭、糖尿病、黃疸，最終造成死亡。甚至到了1835年，波士頓內外科期刊還有一篇文章提及：「經常耗損這種珍貴的分泌物(精液)，會使男人失去精力和強壯的男性氣概。而夢遺現象會做成呼吸困難、焦慮、消化不良、腦膜炎、過敏等(陳偉寶，不詳)。於是為了幫助那些特別冥頑不靈的男孩遠離”難纏的魔鬼”，讓他無法接觸自己的陰莖似乎是少數能讓在晚上父母安心就寢，不用擔憂那個在臥室中獨處的男孩的方式(而對於女孩，他們有更直接而殘忍的作法：直接央求醫生切除陰蒂表面)。比起僅需要用盾片擋住私處即能達成禁慾功能的女用貞操帶，男用貞操帶為了不讓少年有自瀆的機會，需要更多精緻的設計來防止任何可能透過陰莖取得的快感。由金屬製成的空心小管從環繞腰部的固定處延伸出來，其大小僅剛好夠容納平常時的陰莖。一但少年有了任何不潔的想像，其渴望勃起的陽具就會感受到由貞操帶的壓迫所造成的脹痛，甚至在某些維多利亞時期的貞操帶之中，還會加入突起的小刺來懲罰那些踰矩的想像。

小結：禁慾的起點，縱欲的起點

這一切看似禁慾主義的生產結果真的讓慾望因此而被壓抑了嗎？在貞操帶中被折磨的陰莖究竟是因為憑空而生的快感而試圖挺立，還是貞操帶的存在反而讓日常生活中無時無刻充斥著對快感的提醒？性壓抑的維多利亞時代禁止了性的活動，卻形成了各種宗教的、醫學的、科學上爆炸性的性語彙生產。人們雖然不再能恣肆的直接體驗性，卻在對神父的懺悔中鉅細靡遺的描述性，在科學中精準理性的研究性、在學校的布置中控制著性，以及最重要的，性快感在這樣的過程中被符號化、概念化、脫離日常生活經驗之後，快感的想像與快感的體驗之間的邊界逐漸模糊。與快感相互指涉的各種象徵符碼，還有無所不在卻又無孔不入的，透過控制那些性符號意涵的賦予而能對於身體進行規訓的權力機制。這些環繞著快感的意義元素，錯縱複雜的共構成充滿幽微小徑的快感體驗之路。透過隱晦的暗示、搬弄、操演各種日常經驗或想像元素，重新讓各種符號意涵匯流成與情欲水乳交融的私密綺想。貞操帶因為它的神話、它的禁慾的功能而緊密的與欲望貼合。在支配與臣服的貞操帶遊戲之中，快感不再是單一的、直接的、純粹的身體感官經驗，而是因為其符號性質在意涵鑲嵌與延伸上的可能，而成為一種細緻的幻想與實踐。

附註：

註1 盾片所指的是女用貞操帶中用來附蓋並遮蔽女性私處的金屬擋片。因形狀與盾牌相似而得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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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 Michel.著，尚橫譯，1990，性意識史，桂冠圖書

Frederick William Dame, 1996, The Part(ed) Song: A Subtle, Erotic View of the Bawdy (and) Victorian Society, Jahrbuch für Volksliedforschung, vol.41, p40-53.

Stephen J. Harris, Bryon Lee Grigsby, 2008,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Middle Ages, Routledge, p256-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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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寶偉，年代不詳，自慰有害嗎？，摘自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學/泌尿學科醫學部網站

參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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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astity-uk.co.uk/

http://www.locknkeep.com/

http://www.tpe.com/~altarboy

看見GID-性別認同障礙診斷在台灣

2011-01-27T08:41:00.000-08:00

性別轉換(Transexualism)作為一種社會身分與病理化的脈絡

分化的性別行為傾向並非人類本質上具有的行為特徵，而是在不同文化中皆對於性別角色的內涵有著不同的想像，並透過不同的社會系統來對性別角色的穩定分化作出不同程度的鞏固與維繫。跨性別作為一種對於既有文化中性別角色的逾越行為，並不是在所有的歷史與文化脈絡之中都會被拿來作為建構各人身分描述的分類概念。性別、性別角色、性傾向之間的關係是在近代才被有系統性的區分，在歷史中的大多數時候是彼此互相指涉與反映的概念範疇。而這些跨性行為主體的現身／隱身特質則正取決於這些跨性行為與主體的社會身分之間的聯繫。

性別轉換者(Transexual)在現代通常指涉的是生理性別與心理認同有所不同的個體。這樣的個體往往無法適應社會依照其原生性別所賦予之性別角色或對其性別氣質的期待，並且對其和心理認同不一致的身體形貌特徵產生疏離甚至是厭惡的感受，因此有相當比例的TS會尋求進入醫療體系，並且透過性別重建手術(SR)或者荷爾蒙治療(HRT)轉變身體形貌的方式來改變其性別的手段。因此性別轉換者這樣的身分與醫療技術的發展有非常緊密的聯繫，甚至我們可以說，在轉換生理的性別作為一種渴望雖然在有相關的醫療技術之前，雖然性別轉換的意識與想像也曾經出現在歷史上的醫療文獻或者文學創作之中，但這樣的渴望由於缺乏相對應的技術基礎加以賦予實踐的可能，所以並沒有辦法被主體所清晰的辨認。因此性別轉換手術出現之前的歷史中，個體的性轉換傾向與基於情慾或者個人偏好的跨性別傾向之間在行為展現上並沒有清楚的分界，大多是透過易裝(cross dressing)或者同性戀的型式被社會進行分類。直到1950年代初期，紐約時報以頭版報導了第一位同時接受性別轉換手術與女性外陰重建手術的男-女性轉換者(MTF) Cristine Jorgenson，再加上電視於1950年代逐漸普及化擴大了大眾媒體在訊息傳播上的影響力，使性別轉換者以及性別轉換手術在美國社會之中引起廣泛的注意和討論。性別轉換傾向的概念作為一種病理現象，才同時在學術上被明確的定義以及首度廣泛引起公眾關注。

除了醫療技術的發展與普遍社會對於性別轉換得關注所造成的驅力之外，技術不斷進步的SRS所引起的合法性爭議，使發展一套以客觀醫學知識為基礎的性別轉換者鑑定與治療原則成為醫學界的主要課題。1966年，性別轉換領域的重要研究者Harry Benjamin 發表了第一部對於TS的標準照護程序操作手冊：The Harry Benjamin Internationmal Gender Dysphoria Association’s Standards of Cares。此操作手冊被廣泛的使用並成為TS鑑別與治療的重要基礎，且至今仍不斷進行改版，並確立精神醫學作為醫療技術的把關者的姿態，在整個TS醫療體系中扮演鑑別適合使用SRS技術的個體的角色。1980年，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發布了被各國精神醫學體系在診斷與進行醫學教育訓練時，被廣泛採用的重要參考書籍：《心理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簡稱DSM）的第三次版，並在其中加入了性倒錯(gender dysphoria)此一與性別轉換有關的條目。在DSM III中，性倒錯此一類別下共有兩個不同的診斷結果：GID of Childhood 以及transsexualism。並在之後的改版DSM III-R中，另外又加入Gender Identity Disorder of Adolescence and Adulthood, Nontranssexual Type (GIDAANT)用以診斷透過易裝(Cross-dressing)行為得到性快感的個人。

  精神醫學將病理化的範圍從TS擴張到所有性別角色行為、性欲傾向不符社會常態的個體，使"需要進行手術治療"的TS在鑑別上面臨相當程度的挑戰。在TS的病理標籤逐漸從一種"尋求生理性別變化（症狀）→外科手術改變生理性別（治療）"的生理學派典，在精神醫學中被轉化為由心理認同狀態所導致的社會與自我認知失調之後，精神醫學領域對於性別重建手術作為一種精神疾患的生理性治療方法是否能解決問題，也持有保留態度。再加上認知行為療法作為當時心理治療的主流方式所預示的”心理狀態透過外在行為改變的可能”，都使DSMIII中對於性別重建手術作為一種治療GID的外科手段，採取十分保守甚至負面的態度。甚至在1990年發布的DSM IV中完全將與性別重建手術有強烈連帶關係的Transexualism移出診斷手冊，並全面用Gender Identity Disorder來函括既有的分類範疇。GID至此成為所有具有性別轉換傾向之個人，在需要進入醫療體系尋求醫療技術協助時所需要取得的身分証明，同時也是其轉換傾向是否在精神醫療體系中被承認、並允許進一步進行生理性別轉換的病理標籤。

性別轉換者在台灣：障礙重重的醫療處境

作為一個希望取得醫療資源，並透過賀爾蒙治療(HRT)與性別重建手術(SRS)轉換生理特徵與社會身分的性別轉換者，取得性別認同障礙的診斷證明乃是透過合法手段進入醫療體系的唯一途徑。而台灣醫界的性別認同障礙診斷標準則是在1988年由馮榕及文榮光兩位醫師，參照美國精神醫學會出版的精神疾患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三版修訂版(Diagnostic and Manual Disorders-Revised，簡稱DSM III-R)的診斷準則所制定。並且除了此診斷標準之外，還另外提出了6個性別轉換者在進行HRT與SRS之前所必須滿足的生理與社會條件：

(1)必須是原發的變性慾者
(2)在扮演另外一個性別角色適應上適應良好
(3)父母與家人的適度支援
(4)年齡在二十歲以上，四十歲以下。
(5)智力必須中等以上
(6)排除個案是精神病或其他病態性質所引發的變性慾望

  原本似純粹關乎個人客觀心理特質的性別認同障礙診斷，卻將”以另外一個性別進行生活的良好適應”與”來自家庭的社會支持”作為判斷一個人是否能被確診為”性別認同障礙”的標準之一。甚至就算所有能獲得診斷證明的個案都已經是具有完全行為能力的成年人，在大多數性別轉換者口耳相傳的看診經驗之中，父母是否同意子女轉換性別，以及願不願意與醫生進行溝通依然是是否能獲得診斷的關鍵門檻。在蔡靜宜(2009)對於精神科醫師的訪談結果中，甚至認為就醫師的角度而言"如果變性者擁有完整的家庭組成與情感，再加上家人給予十足的尊重與支持的條件，醫生無須藉由家人的說法來判斷求診者是否為「真正」的變性慾者。從正面的角度來看，家人的支持度在部份醫生眼中，重要性大過變性者個人的「自白」。(蔡靜宜，2009)”

對於社會適應良好的要求作為一項診斷標準同樣存在著吊詭。由於台灣既有的精神醫療體系對於性別轉換者的心理支持與社會適應的引導，可以是說付之闕如。因此轉換性別的生活適應，就幾乎成為求診者自己個人的孤軍奮戰，醫療專業在其中鮮少提供幫助。但在Standards of Cares之中，明確的將TS的真實生活體驗(Real Life Experience)作為與賀爾蒙治療並行的治療程序之一。換句話說，生活適應與否在台灣的診斷脈絡中被錯置為進行性別轉換的資格，而非將生活適應作為確認性別轉換傾向之後所提供的專業協助的一部分，並因此成為排除在社會資源和家庭支持上處於弱勢TS的手段。

醫生作為審查的法官，而非醫療照護的提供者。這樣的現象其實源自台灣GID確診長期與HRT和性別重建手術的許可許可緊緊扣連所造成的結果。由於賀爾蒙治療涉及對於身體的改變，社會大眾普遍對於性別轉換者的又缺乏了解和包容，再加上華人社會中家族主義導致家族成員的高度連帶關係。使醫生在考量醫療倫理、社會觀感以及避免診間成為家庭紛爭場合的種種壓力下，對於GID的診斷往往考量的不是求診者是否真的有TS的傾向(無論是主觀認知或者所謂醫學定義下的GID)，而是給予其HRT之後所帶來的後果以及鼓勵其轉變所需承擔的責任。但受到治療方式影響如此深遠的診斷究竟剩下多少科學客觀性？在評估過程中精神醫師的不作為與缺乏積極性又會對亟欲改變身體的TS造成多大的困擾與不耐？

  事實上，台灣GID評估的精神會診普遍需要半年到兩年不等的評估時間。姑且不論這樣漫長的過程是否具有必要性，畢竟如果對於轉變的與謹慎的態度是必要的，那麼對求診者的仔細評估也就是可以被理解的一件事情。但在這麼長的評估時間中，醫生每次的會診時間卻很少超過15分鐘，兩次會診之間的間格也動輒數月。當然，大型醫院各個門診的看診量普遍十分龐大有關。在每日面對動輒六、七十位求診病患的精神科之中，儘快完成會診、縮短每個病人的問診時間可以說是醫師不得不採取的看診策略。但如此短暫的問診時間，自然無法保證能有對於求診者的深入了解，也是對於醫療場域中TS自我陳述的不重視。在稍縱即逝的會診過程中，除了第一次的會診會較為詳細的詢問其前來就診的意圖、生活背景與家狀況之外，之後的復診幾乎都只是日常生活內容的詢問。事實上，醫生實際進行臨床評估時主要關注的面向被化約為下列三種：

(1)求診者是否”真的”具有變性傾向(包括原發性與是否有其它精神疾患共病的情形)
(2)求診者在性別轉換上的適應情形
(3)求診者的家庭支持程度。

在筆者所得到的資訊中，從初次會診對於個人變性傾向的出現時間與是否為原發性的變性傾向進行確認、同時安排心理測驗與相關的生理檢查，之後半年到兩年的評估期之中則是透過每次的會診了解個案的社會適應與家庭溝通情形，並在最後請個案的家人到門診中進行相關訊息的告知與確認對於個案在性別轉換上的支持。

但在性別轉換傾向在病因發生學目前尚未被釐清的前提之下，其實無論從其進入醫療系統的歷史脈絡，或者是求診者主動向醫療系統尋求協助的過程來看，性別轉換傾向作為難以被客觀測量的心理意向，個體對於自己性別傾向的自我觀察，以及透過各種資訊收集與行動實踐來探索自己的認同狀態，一直都是性別轉換者釐清自身需求與自我理解的重要方式，並且患者的自陳在精神疾患的診斷中也應當扮演重要的角色。

不過，現有的評估機制所瀰漫的，卻是醫療專業對於自身作為知識體系的權威化展現以及對求診者的”童稚化”假說。醫師對於問診的不重視，背後其實預設了求診者對於自己的心理狀態或求醫傾向並沒有清楚的了解，對於求診者所自陳的狀況與需求也並不信任。醫生極度仰賴自己所受到的專業訓練知識所提供的判斷標準，以及個人對於性別認同障礙者在外顯特徵上的認知。求診者個人的意志在評估過程中並沒有得到重視，也不被深入的同理。這種將求診者視為缺乏自主性、自我認知與管理能力的”患者”以及病理現象的載體，並用客體化的角度觀看詮釋的醫療特質，再加上門診間隔長又倉促的評估過程，使醫病之間缺乏妥善的溝通與互信互賴的基礎。醫生對於其評估的內容不願多作解釋，性別轉換者作為患者也不期待醫生對其情況有充分的關注。

綜上所述，現有的台灣性別認同障礙精神評估體系中，醫病關係的疏離似乎是普遍性別轉換者在取得醫療資源時所面臨的困境。精神醫療體系在性別轉換者的轉變過程中僅僅和其形成”審核者”與”被審核者”的關係，進入醫療體系的性別轉換者面對將其客體化的精神評估機制，也只能透過對於審核機制的揣摩、甚至策略性的扮演出符合醫師期待的姿態，來僅速通過評估並進入身體轉換的治療。精神科醫師在漫長的評估過程中除了對性別轉換者並沒有作到任何醫療照護上的支持作用，也缺少作為專家在提供專業觀點上的積極性。知識權威所形成的藩籬更讓性別轉換者的身體經驗語自我意識，無法被醫療專業納入評估判斷的考量，最終導致了精神門診普遍被性別轉換者視為取得醫療資源所必須經過的挑戰與障礙，而非協助其得到妥善照護的協助機構。

結語：改變的可能？

  性別轉換者的轉變之路，是一段漫長而且需要克服諸多外在環境與內在認同挑戰的歷程。在其中，來自醫療體系的專業資源以及性別轉換者生活中的社會支持，應共同扮演協助者的角色，盡可能在尊重轉換者個人主體意識的前提之下，與之共同透過生活實踐以及專業諮詢，找出與身體共處的方式。醫療資源的使用固然需要謹慎的考量，但醫療照護的內涵理應不僅只於醫療資源的提供。因此，筆者謹對於改善台灣現有的性別認同障礙評估機制提出以下建議：

(1)性別認同並非障礙，對現有的病理化標籤進行調整

  目前在醫療知識體系中將性別轉換傾向以”性別認同障礙”此一病理化詞彙指涉其認同狀態，並將其視為精神疾患得一種。。但性別認同的偏差不應該成為疾病更非障礙，病理化的標籤對於性別轉換者的自我身分認知有著負面的影響，同時也容易造成性別轉換者”心理有病”的社會污名。因此，重新思考性別轉換傾向對於醫療體系與個人的意義，並且給予更適當的身分標籤，是改善性別轉換者社會與醫療處境的重要環節。

(2) 更好的心理支持、更人性化的醫病關係

現有的精神評估中，精神科醫師與求診者之間僅具有審核與被審核者的關係，雖然有部分醫師會提供支持團體的資訊或者要參加團體治療，但對於性別轉換者而言其效果都十分有限。精神醫療體系不應該只是為醫療資源把關的門檻，而是在評估的過程中同時給予充分的專業觀點與心理支持。最重要的是，重新將精神評估體系中的患者意志，置於作為醫療照護提供的主體位置。充分告知與對患者的同理是形成互信醫病關係的基礎，同時也是作成有效的精神診斷所必備的條件。

(3)與相關社會團體之間有更好的合作與支援系統

由於醫療專業所提供的醫療照護在科層組織的運作中難免帶有概化的色彩，對於性別轉換者實際在生活與心理狀態上所面臨的處境，也難免因為實務經驗的缺乏而無法準確的掌握應該提的協助內容，因此醫療體系與既有的性別轉換者相關團體之間應該有更為緊密的合作關係，也可以藉此彌補醫療專業在處理生活適應支持上的不足之處。

(4)整體診斷基準與流程的改善

由於目前台灣的性別認同障礙診斷與賀爾蒙治療與手術的允許，幾乎具有相同的意義，因此才出了由”確診和治療綁在一起”所造成的漫長評估過程。但筆者認為性別轉換傾向得確認與治療途徑並無直接關係，卻診與否不該因為受到”轉換者是否適宜接受賀爾蒙或手術等相關治療”所左右。性別轉換者的社會適應理應是醫療照護所需要協助的部分，而非放任式的診斷準則。

人性化的醫療照護與良好的醫病關係，不僅僅是性別轉換者的精神評估體系中亟待改善的部分，同時也是整個醫療系統為了因應醫療專業的分工以及提供大量醫療照護所造成的組織科層化後，所需要處理與面對的問題。

幽靈觀點：一種消解公共討論力量的議題操作形式

2011-01-27T08:27:00.000-08:00

讓我們來模擬以下情境：某個反對運動對國家的土地徵收行為進行抗議，並認為政府依據有侵害人民權利之虞的徵收法，以「公共利益」以及「多數同意」為名，粗暴的使用合法暴力進行強制徵收。反對運動者們透過各種管道發聲、動員、串連、集結，並藉由文字發表、影音記錄、以及抗議行動，逐步吸引社會關注之後，很幸運的在大眾媒體以及某些網路社群中逐漸形成討論的公共空間。更令人振奮的是，似乎大部分關心此議題的旁觀者，都對於當權者的行為感到不滿，一股道德義憤的氛圍正逐漸在形成。大部分對於議題的關注內容，都集中於對粗暴徵收手段的譴責，以及對無辜受害者的同情。因此社會共識似乎已經能當作反抗運動的堅實後盾，當權者如果還會為將來的選票憂心，那麼他們勢必要有所回應。

一切看起來都十分順遂，但努力的成果卻還是有可能在很短的時間裡出現危機。接下來，我將介紹一種站在當權者、既得利益者以及現狀維持者的立場，試圖瓦解反對力量凝聚的議題操作方式，我們姑且先先把這樣的操作方式稱為：幽靈議題。

幽靈議題的操作有兩個主要的目標：

(1)使反抗運動喪失正當性

(2)藉由虛假的公共討論瓦解已經形成的公共討論空間。

而在討論幽靈議題之前，我想先說明一個十分重要的基礎概念：沒有任何論述內容不具有立場。換句話說，當一場公共討論發生時，討論的參與者必定對於議題抱持著某種態度。因為當你對於議題內容不置可否，那顯而易見的你並不會參與討論。更進一步來說，當資料或事證被舉出的時候，那麼無論資料內容的客觀或者正確與否，資料必然會因為其被提出的脈絡和組織的邏輯，而帶有你支持或反對意見的立場性。就像結構主義者常常說的：不提起甚麼往往比提起甚麼更為重要。

所以當某個人宣稱、或者在論述中反覆表現自己是中立的、理性的、實事求是且不帶立場的討論者的時候，那就要小心了。就如上述所言，只要是討論的參與者必定帶有立場。而最有可能將自己的立場隱藏起來，或者是透過隱藏立場而得到最多好處的，就是那些與現狀站在同一邊的人。因為既存的現狀總是太容易被視為確實存在的事實，而所謂的「事實」又很容易與「合理」劃上等號。我們的天性讓我們本能的認為，正在發生的事情或多或少具有合理性，而這也給予了那些既得利益者不用為自己的立場表態的原因。他們可以輕鬆的將現狀存在的原因，偷渡為社會大眾基於普遍利益而進行的選擇，並隱瞞可能大多數人對於現狀一無所知的實情。

更進一步來說，維持現狀也因為這樣的合理性迷障所以無須為自己作出任何辯護；那是反對者才需要作的事情。只要反對者一分一秒沒有凝聚反抗的力量，那麼就是現狀的持續。因此，連一套與反對抗衡的保守論述都不需要明確的存在，光是周旋、拖延議題共識在公共討論中形成的時間，都可以是現狀維持者的勝利。

因此，在對於反抗有效性如此苛刻的要求下，我們已經可以開始想像幽靈議題所具有的基本型式：它從來不為自己的立場表態，或者不斷宣告自己的中立；它沒有核心的論證內容並大量對於細節資料進行沒有系統性的質疑與解釋、不斷使用某些高度政治正確的概念語彙卻拒絕對語彙的實值內容提出說明。而這樣的基本型式只要經過不斷的反覆操作，就很有可能動搖正在集結的反抗力量。

我先前已經說明了，由於反抗力量所反對的是正在發生的事情的正當性，因此對於既得利益的維護者而言，只要抓緊「所有正在發生的事情都具有合理性」這個概念，並使之擴散到公共討論中，那麼反對立場的正當性就自然而然會被瓦解。這也是為什麼在幽靈議題的操作中會出現大量與「事實」相關的資料、數據、法律條文爭辯，但卻從來沒有表明自己對議題的態度的原因。因為當幽靈議題迴避了更高層次的原則正當性問題，並將爭辯的內容扣緊在現實應然面上之後，就等於預設了維持現狀的合理性，而唯一的問題就會不斷在現狀的認知差異上打轉。

簡單來說，當你反對土地徵收這件事情時，幽靈議題會鉅細靡遺的糾纏在"實際"上徵收的目的、補償的條例內容、徵收土地的大小等資料之上。這樣的策略不只是暗示著反對力量的"無知、不夠懂、錯誤理解"，並且因此"毫無正當性"，不管這些資料或細節的對錯本身，是否真的和其反抗正當性存在衝突。更重要的是，無論幽靈議題的質疑是否正確，甚至就算是錯誤的，在討論這些事情的時候，我們已經不自覺的接受了某些潛在的命題的合理性。而這就是我之前所說的「資料提出的立場」。對徵收補償內容以及抗議行為合法性的討論，前提是接受強制徵收的合理性。而當討論陷入大量細節與專業資訊的泥淖，而喪失原本具有的道德制高點時，議題就會完全被無意義的資料爭辯所主導，並讓維持現狀的意識型態壟罩整個討論內容。

大量專業資訊的泥淖也是破壞公共討論空間的手段。當越來越多的假議題圍繞在詰屈聱牙的數據或訊息時，大量無關反抗訴求的資料不只會模糊原本的議題，使社會共識的凝聚難以在諸多紛雜、被嚴重切分而毫無重點的細節辯論之中達成，更是透過構築專業知識的門檻來阻絕更多人投入公共討論、破壞既存討論空間完整性的手段。在大多數的人在長期錯誤接受的公民教育中，常民的生活知識與情感往往被貶為一種自私、不客觀、不理性、不中立的知識，並因此是不值一提且有害公共利益的。因此專業知識堆砌而成的門檻非常容易使人喪失對於議題的關心，並選擇服從於專家知識的權威性、放棄議題的思索與自身看法的表達。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幽靈議題的缺乏立場不只能讓其披掛著中立的姿態，使反抗力量在與之論戰時無法找到有力的切入點，只能徒勞無功的在各種資料論練中疲於奔命。並且現狀維持者也不需要為自己的看法負起任何責任，它只要不斷的緊追反抗論述中有機可趁的細節提出質疑，並不斷隨著論辯的擴大，提出更多質疑占據所有討論的時間與空間。而最後就是現狀的勝利，因為改變早已被人忘卻，也再也吸引不了更多社會力量。

當然，幽靈議題並非完全不對立場作出表態，它有時也以另外一種方式現身：不斷強調自己並不打算站在任何一邊、自己是中立的，或者說他認為其實正反論點都有錯誤的地方，甚至兩邊都有正確的地方。就像是政府不該徵收，但被徵收者也不該違法抵抗，或者政府可以徵收，農民也當然可以抵抗。

但真的是如此嗎？

這樣的中立有幾個吊詭的地方，因此被我認為其實是議題掩蓋其立場的操作方式。首先，幽靈議題雖然可能會不斷強調其中立觀點，但我們往往可以發現在那個「兩邊都有錯」的責任均分語彙，其實是遮掩反抗者與當權之間權力與資源不對等的手段。另外，在這樣的中立宣稱背後，我們卻往往可以發現幽靈議題雖然不斷強調其並不站在任何一邊，但其質疑的比重卻會急遽的朝反對立場所提出的論證(或者大部分的時候，資料)傾斜，並再一次的將現狀視為理所當然，或者把制度與現實畫上等號，用對於某一特定觀點的強烈質疑來偷渡其所持的相反立場，並連帶將對立觀點的不正當竊據為自己所持立場的合法性。

甚至某些幽靈議題，還會依據所在的社會文化脈絡進行更細緻的語彙操作，也就是不斷將反對立場與某些帶有負面文化意涵的語彙進行連結，以降低其道德高度。例如使用「說謊的」、「煽動性的」、「唯利是從的」等詞彙來連結反抗訴求，但對於現狀則用「行政瑕疵」、「合法程序的失誤」等詞彙來描述，因此雖然看似同時對兩個立場進行批判，但幽靈議題很明顯將反對立場緊扣在不道德的價值之上，並因此使反抗喪失原有的正當性。

每次的反抗所消耗的個人與社會資源都十分驚人，在缺乏公共領域的社會環境中要開闢討論的空間也更屬不易，因此面對幽靈議題，反抗者應該小心看穿其包藏在中立立場與客觀質疑背後，為特定價值或權力團體服務的本質。並藉由對議題主導能力的維繫，避免社會力量的凝聚被幽靈議題所模糊，甚至走向相對主義的虛無之中。

固態傾聽--記內政部性交易合法化公聽會

2011-01-27T08:22:00.000-08:00

其實這也不過是一場公聽會，沒甚麼了不起的。性交易合法化推動十幾年來，大小會議不知道已經舉辦了多少場。而99年8月3日這一場「內政部成人性交易除罪罰化公聽會」，也不過是其中之一。它沒有法律效力、沒有決策權力，所擁有的只是冠冕堂皇的「廣納民意」四字。我們從來都知道這個島上的權力機構最不缺的就是某種偽善的冠冕堂皇。但我們還是去了，因為除了用這種冠冕堂皇的理由來催眠自己、來逼迫自己相信在整個轟然運轉的國家中還剩下那麼一點的誠懇之外，似乎也別無選擇。

還不就是一場公聽會嘛，有這麼了不起嗎？內政部社會司司長開場致詞洋洋灑灑上略數千言，總之就是：請給政府意見。警政署長同樣洋洋灑灑上略數千言，總之就是：請給政府意見，警察執法最公正絕對沒有收紅包；然後馬上引來整場的訕笑聲。是的，我們已經如此習慣了。甚至已經習慣到學會用訕笑，來表示那些在憤怒枯竭殆盡之後內心僅存的鄙夷。

而它就只是一場公聽會而已。洋洋灑灑七大議題列滿整張A4白紙，從合法化與否到管理型式、另外還牽扯法律衝突與人口販運。十數個與會單位從學院學者到勞工代表、社運組織，到身心障礙團體。每人六分鐘發言，五分鐘響短鈴、六分鐘響長鈴，一切民主、公平。

那為什麼我還要哭呢？為什麼當那個早已珠老人黃的性工作者站上發言台，那句句憤怒且哽咽的話語撞擊在會議廳冷的令人難受的空調中的時候，除了啞然的難受之外我甚麼都無法思考。

「好阿，都不要作阿！讓我小孩有錢可以上學誰還要作？誰想這樣給人羞辱給警察糟蹋？」

是阿，如果這也不過是一場公聽會，那其實它並沒有比任何一場關於性交易合法化的公聽會來的更特別一點、更偉大一點。這些聲音在十幾年來的各種抗爭、行動、討論的場合中從來就沒有少過，也一點都不稀奇。那麼為什麼沒有任何人聽進去？那位世新大學的教授說得真好，政府還要再拿社會共識當擋箭牌多久？還要拿行政中立來讓人民團體在毫無方向毫無討論的公聽會中互相廝殺多久？犧牲農民的田地當作科學園區時、為了辦博覽會灑下大筆公帑時、以經濟發展之名持續引進高汙染工業時，社會共識向來是當政者不屑一顧的笑話不是嗎？如果三年前公民會議的結果、行政院人權委員會的討論、各種研討會與各團體的聲明都不算社會共識，還要在2010年8月3日讓我們從性交易到底要罰誰開始，一個一個的表明自己早就已經了無新意的立場，那麼社會司、警政署、行政院，究竟這十年來是對於種種的結果裝聾作啞拒絕負起決策的政治責任，還是心中早有定見只是想拿毫無約束力和影響力的公聽會來消耗人民團體的精神、消耗底層性工作者的生命？

可是我還是哭了、哭得很廉價、連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如果連一個曾經的酒店小姐站在發言席上，悲憤的指著警政署來的代表大吼：「你知不知道你底下的警察都再做甚麼？收紅包、白嫖、每到要績效時就把我們這些沒靠山的抓來給社會看！」台上的官員卻各個只是低頭，時間到了、響鈴、下一位。如此荒謬的景像讓我全然的為自己感到不屑，因為我除了消費這樣的不正義生產眼淚之外卻徹底無能為力。這些也都是十幾年的事情了，1997廢公娼之前就存在，現在也還在繼續發生的事情。我不知道作為一個官，有人指著自己的鼻說：你的部屬正在收黑錢的時候，為什麼有辦法不起立、鞠躬、道歉。我也不知道作為一個理應保障底層人民的社會局，當聽見有小孩站在他的面前，說他的母親為了他的學費在賣場打一個小時不到95元的工，每天累得不成人型只因為不願意再回去作小姐給自己小孩難堪的時候。為什麼還可以面無表情的端坐原地，而不是起身，謙卑的說：社會救援體系沒有幫到你們，對不起，我們會檢討。

就像其它更多難堪的事情一樣。承諾更多的公聽會、實地探訪台灣的性產業面貌而不是每次都邀集遠離現場的法律行政學者；實際和不同階層的性工作者討論他們當下的處境與需要；將無文憑專家、人民團體、在地社區組織的意見納入能實際決策的體系中......如果連這些都無法承諾、既不能正視台灣既存性產業早已於社會中紮根已久的事實、也不願接受警政系統中確實存在差別執法與勾結現象，更不想幫助那些因為缺乏黑白勢力保障、最被社會看見的底層的性工作者透過法律的保護，而能使生計稍微受到保障。直到公聽會的最後一刻還在反覆說著「會參考專家學者意見」的態度，也只會招來更多廉價的憤怒和不滿而已。

而或許，這也正是那些人所要的吧。

性產業是很複雜的一個生態系，有許多就算在非法的情形下也優游於社會邊緣的人，也有許多不希望產業合法，如此才能繼續在灰色地帶透過徇私的裙帶關係維持利益的人。所謂的立法對我而言，也只是試圖保障其中最受剝削的那群弱勢者唯一可能型式。我既無法也無力思索到底誰是自主的踏入這個行業，也沒辦法不為他們早已認命的善良而覺得不捨。但我只知道在這樣的人面前，無論是高喊快樂的性工作或者是反剝削要女權，都只是一種樸直可愛、自以為是的正義。要真正學會傾聽他者，而不是只接受從自己的意識框架中得到的回聲，不然這種慎思熟慮的自私，也只是比主席台上的那些高官稍微多了那麼一點反省，卻是同樣的王八。

一個漂流的教授

2011-01-27T08:18:00.000-08:00

今天早上是研究室每周固定的例會。不過這次因為國科會和勞研所的計畫都已經接近階段尾聲的關係，大概在十一點左右我和另外兩個助理的進度報告就都完成了。本來想著說不定可以趕上中午和沈一起吃兩周以來難得的午餐，但教授似乎還有點話想和我們說。

其實陰錯陽差進台大職衛所當助理已經快滿一年了。也是從進到這個研究室開始，我才慢慢的接觸勞動這個議題。而我也很幸運的碰到了她：一個不大擅長說話技巧、言語直接的有些咄咄逼人、給我很多工作但也對我非常好的教授。雖然領的錢相對於工作量而言其實並沒有非常優渥，但她也投注了不少心力在我這個學士級的助理身上。至少光是把我書寫的國科會計畫論文一字一句改到適合投稿台灣衛誌的水準、還願意花時間告訴我怎麼進行更流暢的書寫，以及一處一處詢問我對於她更動的文章內容的意見，我就覺得雖然我的職稱是兼任助理，但她或多或少也把我當作她的學生吧。

總之，她告訴我們說她可能要離開T大。因為S私立大學願意給她一份正式的教職，一個正職的教授工作。而她現在在T大只是一個約聘的專案助理教授。

「哦~現在連作到教授嘛有約聘噢！真壞」

我想起前天我的受訪者在和我閒聊時，聽說我的教授也和她一樣是個「非典型工作者」時，所發出的驚呼。那位受訪者是個50多歲的婦女，目前正因為職訓局的短期就業補助而在某個育幼機構裡作文書，一天上班八個小時，一個月薪水兩萬二，一年一聘。

是阿，如果要說的話，這是一個不太把人當人的時代。一個不太把人當人用的島嶼。我的教授若有所思的說，雖然慈濟大學是個沒有甚麼資源的大學，沒有錢、研究計畫很難搶的到、學生素質也比不上台大，而且還要花不少時間備課。和台大這種拿盡國家資源、從來不缺計畫和經費瓜分的龍頭大學比起來，研究環境自然是差很多，聲望更是無法相提並論。

「但就算是這樣，至少要苦也是一起苦，大家一起沒錢、一起想辦法。在T大當一個約聘的專案教授，像我這種T大博士班出身的幾乎沒有扶正的可能，地位最低、永遠覺得差人一等，永遠覺得自己和他們有距離。」

「因為我不是你們的指導教授，所以我其實頂矛盾的。我的身分可以告訴你們，以後你們念完書出來所面臨的社會，絕對會對你們現在的抱負形成很大的衝擊和挑戰，因為現實和你們在學校中看到聽到的完全不同。你們的指導教授可能會為了要留住你們，而和你們說：別想太多、盡可能的朝著理想念就是了。但台灣其實並沒有那麼多的位置給這些花了自己最精華的歲月打造專業並希望實現理想的人，於是只好製造出許多在通往一個穩定學院教職過程中的過渡位置。約聘教授、專案教授、專案助理教授......很多人在這些位子上一邊努力累積研究成果，一邊等著機會到來，過著兩年聘完又要去找下一個兩年的生活。但很多人等了七八年、甚至十年都等不到。等不下去的也有，最後頂著花了大半歲月念出來的博士去作出版、作其他的。」

「雖然這是我體會到的現實，是整個社會對每個在孩提時代展現出那麼一點通往學術可能的小男孩、小女孩們編織的美夢。好好讀書、考好高中、好大學、好研究所、博士班，或許出國。然後就會有一個穩定的大學教授職位、一個受人尊敬的頭銜。但看到你們在學術上展現出的理想和熱忱，我也不知道該不該和你們說這些。」

這就是她吧，一個已經結了婚、有小孩，但還在等那個從小就被築起的夢想成真的專案助理教授。她終於等到了這一天的到來，雖然是個不怎麼樣的大學、一個有點苦澀的時刻，但她還是會去吧。或許她比起其它聲名學歷顯赫、光環罩頂的教授，她的學術成就可能看起來十分平凡。不比別人多，也不比別人少。因為自己的善良而作著一個比較少人在意，卻讓她覺得能或多或少幫助一些人的研究主題。

我一直記得在研究室的書架上有一本畫了很多線的「溝通高手的50個祕訣」，而看著她每每坐在辦公桌前，對著大小事物皺眉思考、微微發福的身驅，我彷彿也看到了，那個在十幾二十年前被寄予厚望的、總是安靜的念著書的小女孩。她可能因為自己的不擅與人來往，而顯得寂寞。但她相信有一天，她會變成一個受人尊敬、有著很多有共同興趣並和她融洽相處的同事的人。

不知道為什麼，這一切總是讓人百味雜陳。

我們為什麼要在乎遊民?

2011-01-27T08:16:00.000-08:00

擬代表綠黨參選台北市萬華區市議員的宋佳倫（十夜），日前以號召夜宿萬華艋舺公園的方式，抗議台北市政府以舉辦花博與「整頓市容觀瞻」為名，使用警察強制驅離與勸阻物資佈施等方式驅趕長期露宿該處的遊民。而在夜宿活動當天晚上，十夜與數個贊成肅清遊民的當地里長就「無故驅趕遊民是否適當」一事發生口角衝突，並且成為隔日某些平面和電子媒體的報導內容之一。

這件事情也在某些公共討論平台以及十夜個人的競選部落格上引起了一些迴響。其中有部分的論點認為，遊民外觀骯髒邋塌有礙觀瞻、因為懶惰而拒絕政府的安置與輔導、選擇遊手好閒且不務正業，因此其處境完全是咎由自取；遊民的行為不檢更成為治安死角與犯罪溫床，是威脅善良市民安全的不定時炸彈。因此任何能使遊民消失於視線之外的方式都是合理、妥當的行為。遊民作為沒有任何社會貢獻的秩序破壞者，至此不再享有任何普通人應有的人權與法律保障，成為人人得而不擇手段除之後快的過街老鼠。

我想，身在信奉自由市場經濟與個人選擇決定論的台灣，言及「社會正義」、「同理」、「包容」等詞彙，可能並無法貼近所謂的現實生活與主流民意。而我亦不想試圖否認遊民作為一種被標記的身分，就中產階級的標準而言確實造成公共衛生、社會安全；以及最重要的，市容觀瞻問題。因此遊民確實應該消失於社會之中。但也正因身在此謹守市場競爭優勝劣敗規則的社會，我們都了解任何的決策過程都應考量最大投資報酬率與成本效益問題；若想貫徹個人主義的價值觀，此種工具理性的徹底發揮就必須是一切措施施行基準，而無關乎任何人道關懷的高尚標準。據此，怎麼樣的方式才能真正將遊民永遠除之而後快，並將安居樂業的都市還諸於所有居民，恐怕才是除了眼不見為淨的驅趕之外，更能符合「目的→手段」之理性思考的方向。

遊民的存在已經是非常普遍且存在已久的社會現象，甚至可以說與都市的發展齊頭並進。遊民所標示的是一群在經濟條件與其他社會背景上最為底層，以至於連固定居所與穩定工作都無法取得的弱勢者。並且因為都市在剩餘資源、救濟措施與公共空間的集中特性而選擇棲身於其中。根據台大城鄉所的研究，遊民的成因有非常複雜的因素。但究其為何無法與普通人一樣藉由工作而取得足夠支持基本生活得經濟條件，自我放棄並非充足的解釋理由。相對的，遊民往往因為家庭背景的不健全或經濟情況惡劣，而無法取得足夠的教育資源以及進入就業市場的門檻；或者是因為工殤以及中高齡長期失業而只能以四處打零工的方式勉強維生；除此之外，社會對於遊民普遍的負面印象與不友善的態度，更是造成其自我放棄的惡性循環的主要因素。

姑且不論這些因素是否也同樣可以可以歸結為個人處境的問題而不需要給予任何的同情，但在我國現行的社會福利體系中，工殤、家庭破碎、缺乏謀職能力的弱勢者本來就歸屬於社會救濟範圍之內，理應給予其足夠的協助以輔導其回歸正常生活。但同樣參考台大城鄉所的研究結果，現行的社會服利體系無論是在經費還是人力上都十分匱乏，對於協助遊民回歸社會也缺乏積極性。只能消極的依賴慈善團體發放物資解決遊民暫時的生計問題，卻無法提供妥善的安置與輔導措施、防止更多弱勢因為社會結構而淪落街頭。一年一度的遊民尾牙，也成為政府藉由此種大拜拜式的鋪張佈施吸引大眾目光，來迴避其在大多數時候無法妥善解決社會問題的方便手法。

我們雖然可以很容易的想像某些社會中的成功者，如何透過家族庇蔭與良好的先天環境，進而複製上一個世代的優勢階級位置，但吊詭的是，面對那些社會邊緣的「失敗者」，我們卻難以用同樣的方式理解其自力翻身的困難與不可能。遊民的形成有其非個人成因，單純的浪費資源動用公權力進行驅趕並無法解決社會問題，反而可能因為惡化其生存環境而使其鋌而走險，衍生更為嚴重的犯罪事件。因此，在審慎思考如何透過支出最小成本確保最大私人利益的同時，如果不放下對於這些邊緣他者的負面情緒與成見、拒絕深入探詢遊民從何而來，而只是單純將其視為不務正業犯的罪者（事實卻是遊民大都會盡可能從事臨時工作，也與一般人同樣害怕真正罪犯者對其安居的威脅），那麼遊民問題終究會繼續一如既往的存在於都市之中。而也只有在設身處地的為遊民思考之後，我們才有機會達成維護一己之個人權利的目的，並且如果可能的話，更近一步去思索以「有礙市容」為理由將社會弱勢四處驅趕的合理性。

血汗花博：派遣剝削紀實

2011-01-27T08:14:00.000-08:00

光鮮外表背後的醜陋力量

斥資上百億打造的台北花卉博覽會，宣稱是能讓世界看見台灣、讓美麗彩花新世界超越政治與美學的國際級盛會。而其花費鉅額所興建的各種園區造景與美輪美奐的展覽館，也就順理成章的成為花博能讓台灣站上世界舞台的象徵，並在各種諸如「綠能」、「美學」、「讓台灣行銷世界」等華美詞藻的包裝下，成為召喚某種國族認同的花博神話。

但除了在鎂光燈下大力曝光的硬體設施之外，能使一個國際級博覽會得以順利運行的「人」，卻被排除於關注的視線範圍之外。這些人有著各種不同的身分：導覽人員、解說人員、清潔人員、交通疏導人員、景觀維護人員......他們既是與遊客接觸的第一線門面，也是轉動整個花博展區的沉默推手。但他們的貢獻卻往往不被看見，處境也不受人重視。當台北市政府與各種大
眾媒體爭相吹捧花博所費不貲的亮麗外表，並將其視之為物超所值的「台灣之光」時，那些為了花博而賣命的工作者，又是否有得到其作為國際級博覽會幕後英雄所應得的待遇？

Ｈ小姐曾經是花博夢想館的派遣導覽員，負責對來館參觀的國內外遊客解說館場內部的各種陳列展品。但他卻在經過面試合格、費時接受教育訓練，並並與人力派遣公司簽下為期半年的工作契約之後，甫上班四天即被派遣公司以一封簡訊告知解僱，而開除的理由，則僅以「主管認為不適任」五字草草帶過。不僅之前簽下的員工契約書如同廢紙一張，四天工作的薪資與應有的資遣費用更毫無下文。Ｈ小姐無法接受自己彷彿派遣公司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賤價勞工，憤而向青年勞動95聯盟投訴其所遭受的不平對待。

荒謬的契約、違法的合同

檢視Ｈ小姐所當初和派遣公司所簽下的工作契約，赫然發現其中不僅充斥著違反勞動基準法的離譜規定，還有更多對員工形同剝削的惡質附加條款。Ｈ小姐作為受僱於派遣公司並且派至花博夢想館擔任解說員的派遣勞工，根據勞委會對於勞動基準法的相關函示，派遣公司理應將她長期僱用為正式職員，之後再派遣至需要用人的單位，並且不得以「登錄型派遣」或者「人才媒合」等任何名義，僅在派遣人員有工可作的時候才將之僱用。但在Ｈ小姐所簽定的契約中，卻明文記載著她與派遣公司之間的僱用關係是僅維持半年的「定期契約」，明顯的違反了勞基法的規定。

而Ｈ小姐雖然在聘雇期間是正職員工，但她的薪水卻並非像一般人所想像的正職工作一樣按月計算，反而是和其他兼職的工讀生一起進行排班輪值，並以小時計薪。但吊詭的是，雖然契約中明定Ｈ小姐每月「享有」六天的休假，但她每周實際排班的結果，每周的工作時數卻幾乎都小於３０小時，再加上小時制的計薪方式，使她連法定基本月薪１７８８０元都達不到。這樣既無法負擔日常生活所需開銷、也沒有底薪保障的工作，又有何能被稱之為「正職」的資格？

更惡劣的是，派遣公司不僅未幫其辦理基本的勞工保險與健康保險，在Ｈ小姐所簽下的派遣契約中，甚至明文記載著若受僱方未經允許擅自離職，則派遣公司可向其求償未履約天數每日折算２０００元之鉅額賠償金。換句話說，在這樣的契約關係之中派遣公司可以隨時將她解僱，不用為其聘期負任何責任，但當作為受僱者的Ｈ小姐想要提前離職時，卻可能會面臨最高數十萬的高額賠償。這樣一紙對於員工而言充斥不平等的違法合約，竟然是所有花博夢想館的派遣導覽員，為了謀職而不得不簽下的賣身契。而作為國際級博覽會主辦單位的台北市政府，不僅對這些派遣員工的工作權不聞不問，還推波助瀾的不斷要求派遣公司汰換其認為「不適任」的派遣員工，既無視勞基法中對於解僱應符合之要件的相關規定，也不把已經正式簽下的定期契約當作應對受僱者履行之義務。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派遣員工，就這樣在台北市政府與派遣公司的共同剝削之下，成為撐起花博的血汗力量。

無人願意負責的僱用關係

遭到解僱數周之後，Ｈ小姐在青年勞動９５聯盟的陪同下與派遣公司展開第一次勞資協商議，試圖爭取返還她應得的工作權。但最終協商的結果，派遣公司卻只願意給付Ｈ小姐到任四天的工資、折算下來不到數十元的資遣費、以及補辦當初未幫其申請的勞健保。而面對聘僱契約中部分條款明顯違法的質疑，派遣公司卻聲稱該契約在訂定時已送至台北市勞工局備查，因此不認為有不妥之處。至於非法解聘的部分，則將責任完全推給使用人力的花博主管單位，並認為派遣公司只負責與受僱員工訂定聘僱契約，實際有權決定該員工適任與否以及下達解僱命令的其實是花博館方，因此派遣公司不需也無法對Ｈ小姐遭到任意解僱一事負起任何責任。

雖然Ｈ小姐收到的解僱簡訊中，確實記錄著派遣公司是以「花博夢想館某主任認為她不適任」作為解僱Ｈ小姐的名義。但由於要派單位僅向派遣公司簽定採購契約並買入勞動力，與被派遣員工之間並沒有任何僱用關係存在，所以Ｈ小姐自然也無法以花博主管機構作為要求回復工作權或提出合法解僱理由的對象。因此派遣員工就算遭到解僱，其勞動權益卻消失在複雜的三角僱用關係之中，形成沒有任何人需要為派遣員工的去留負責的詭異現象。

而在第一次體制內的調解破局之後，青年勞動９５聯盟也迅速決定將整個事件轉向體制外的抗爭行動，並於１１月２６日邀集台北市勞工局與派遣公司的代表，在台北花博園區的門口召開抗議非法解僱的行動記者會。雖然在大眾媒體的曝光壓力之下，派遣公司終於承認其提供的勞動契約中存在違法條款，但對於遭受解僱的Ｈ小姐卻仍然不願意作出任何承諾，甚至將此事件定調為「唯一案例」、「個人問題」，試圖迴避全花博夢想館數十個派遣員仍然囹圄於此惡質契約之下、持續有人受到解僱的事實。至於作為官方代表的北市勞工局，雖然堅稱此契約書絕無「已送至勞工局備查」一事，等於戳破了派遣公司於勞資調解時捏造的謊言。但令人遺憾的是，勞工局面對此次事件的態度，除了不斷重申諸如已嚴格實施對花博的勞動檢查，以及重談勞工應重視自己的勞動權一類的陳腔濫調之外，既不肯承諾對花博派遣業者所提供的勞動條件或勞動契約進行徹查，也不願對為何在所謂的「強力監督」之下仍發生如此荒腔走版的事件作出反省。就算已有派遣工站出來痛陳其所遭到的惡質對待，台北市勞工局除了反覆重申一些無關痛癢的官腔說詞之外，對於權益可能正持續受到侵害的派遣勞動者，北市勞工局無動於衷的程度簡直到了令人不堪卒睹的地步。

還我工作權，拒絕血汗勞動

台灣的勞動彈性化現象與各種約聘、派遣勞工的大量使用，政府在其中可以說扮演著推波助瀾的重要角色。這些「非典型」勞動力在近十數年間，大量的以政府人事精簡或挽救失業的名義，被投入各種公家機構以及短期就業方案之中，民間企業也在政府的領頭示範之下，將勞動彈性化視為節省人事成本的合理手段。根據行政院主計處2007年工作調查的結果顯示，台灣的非長期就業人口已達百分之２３之譜，幾乎每５個人中就有１個正在從事此種無法得到穩定職位的工作。雖然藉由僱用的彈性化來增加人事使用的效率乃無可厚非之舉，但人事成本的節省不應建立在對勞工保障的剝削之上，更不能成為僱主迴避責任的藉口。政府長年來漠視勞動法令執行的確實程度，使其成為空有條文卻毫無效力的「紙老虎」，甚至自己帶頭誤用與濫用這些非典型勞動力。我們不希望台灣的驕傲是建立在勞動者的血汗之上，唯有正視台灣非典型勞動者所面臨的惡劣處境，才不會讓勞資雙方的不平等成為摧毀台灣社會凝聚力的罪魁禍首。

管制色情，你該做些甚麼？

2011-01-27T08:09:00.000-08:00

日本東京都１３日初審通過「青少年健全育成條例修正案」，針對在東京販售的動漫近行尺度上大幅度的設限，凡有描寫露骨性行為、亂倫等內容的作品，均禁止１８歲以下青少年購買。此草案起日本動漫界強烈反彈，抨擊此舉已侵犯「創作自由」，包括角川書店、集英社等１０家大型出版社也在日前揚言抵制明年３月舉辦的東京國際動漫展。

要談到這個擦邊球現象，和最近造成日本ＡＣＧ界持續炎上的育成條例，私以為有至少有一種社會迷思造成了這個條例的出現。但同時作為ACG愛好者的社群也有幾個需要反省的地方。

一.社會迷思：少年的童稚/弱智化假說

簡單來說，我們都傾向假設未成年少年是缺乏思考判斷能力的，因此是容易被汙染、容易不經思考的接受所有被灌輸的資訊。所以那些不符合社會主流價值中認為"青少年應該知道"或者"對
青少年培養社會性格有用"的資訊，就應該通通被擋在外面。好比說色情、好比說暴力、或者總體來說不符合主流社會或傳統價值的資訊。

當然這其中還有程度的差別，就像是面對暴力和色情，總歸來說在主流社會的道德標準中暴力比起色情的接受度是相對高的。所存在就很容易引起某種道德憤怒。尤其是純粹為了享樂、非一夫一妻、非婚後的性慾，說真的，當這個社會中你還沒有辦法把性喜好和喜歡吃甚麼一樣作為飯後話題時，他就終究還是處於道德中較為禁忌的一個環節。

當然不同的文化領域在社會中被尊敬的程度也不一樣，所以對於ＡＣＧ在性道德的檢視，會比對電影對文學等教優越的文話來得更苛刻，也是其來有自的事情。因為他作為一種缺乏文化資本的大眾文化（簡單來說就是一堆人在買，但大部分的人都覺得它難登大雅）的時候，再加上與青少年的親近性，和這次東京都條例所牽扯到的性議題，就特別容易被拿來當成靶子攻擊。因為反正攻擊這樣的次文化不需要甚麼聲望或者知識水準需求。你去質疑古典音樂歌劇裡那些驚世駭俗的情結還會有人跳出來問你是哪根蔥哪棵蒜，但要罵ＡＣＧ不入流還真的沒幾個人會問你懂多少ＡＣＧ。這就是文化資本的差異。

但問題是，想要拿育成條例來把色情資訊掃出青少年這件事，在現在的社會環境中根本是荒謬的可笑。說好聽一點叫天真說難聽一點叫集體自慰。就現實來說誰到了18歲才有管道接觸H漫A片？說得更白一點當大部分的人小學六年級就開始打手槍的時候，幻想大家都到18歲才需要排遣性慾才能有情色消遣，根本只是遮著眼睛不願意面對現實在哪裡。總之就是大家都知道現在小孩越來越早熟越來越多擋不住的資訊，但沒人願意踹共沒人想為孩子的教育負責。只好一起決定把這些髒東西都掃出視線範圍不聽不看不問，等到真的有青少年出現偏差行為再來怪動畫從來不想想自己到底為孩子的性觀念付出了多少。這根本不是１８禁不禁的問題，也不是１８禁不禁能解決的問題。而是從來沒有人敢承認性觀念、甚至是性喜好都是要被納入社會教育從小做起的問題。

青少年到底是本來就很無知？還是因為被當白痴教所以才無知？還是青少年其實根本不無知，只是大人都假裝青少年是白癡？

有人看了漫畫真的去搞幼洵染去搞不倫，到底是他自己分不清楚二三次元？還是二次元不該存在？還是從來沒有人告訴他要怎麼分清楚？

二.作為ACG認同者的自省：除了市場還有其他的嗎？

但是當然，雖然創作自由的確需要受到保障，畢竟現在是民主社會，多元文化都需要受到尊重，更重要的是要受到承認。那種覺得把甚麼禁了那種東西就會消失的思維，背後的邏輯就是根本不承認這樣的東西就是有人需要、就是有人愛看、就是有會賣，而且不幸的是還賣的很好。

但訴諸市場自由會有一個問題，因為今天管制的對像是未成年者，如果今天我們都認為未成年者消費有性意味的文化商品這個現象因為是既成事實，並且未成年者者同要具有判斷思考的選擇能力所以也應該具有上述權利的，但普蘿大眾卻都不願意踹共不願意為下一代負責的時候怎麼辦？

那我想ＡＣＧ社群可能要自己出來踹共，自己來扛起這個社會教育的責任。因為就結果論而言，如果放任會導致風險又沒有人願意出來拋頭顱灑熱血，那除了管制恐怕也沒甚麼其他的可能。因為不可能否認ＡＣＧ作為一種文化工業，賣錢即真理，不管是雅如宮崎駿還是俗如超有趣的出包，能存在的前提都是賣錢。但市場是沒有倫理的，以市場當一切的結果就是沉淪，台
灣大眾媒體的墮落可以說是最好的例子。

在文化工業中人是既自由且不自由的，你雖然有近乎無限的商品可以選擇，但說白了這些東西都是人家做給你選的。當今天沒有人做風之谷的時候你也只能在一票超有趣的出包裡面選一個比較不有趣的。但那真的就是全部了嗎？你可以在沒有風之谷的時候說因為市場上只有出包所以我們心裡連呼喊王蟲的那嗚西卡都沒有嗎？重點是你要自己反思現在的主流是甚麼，他可以往甚麼地方去，而不是全部丟給市場就覺得自己就是這樣的。因為既然你從你的選擇證成你的需求是甚麼，那當被選擇的東西都是被給定的時候，如果不反思除了這些之外還有甚麼，那你作為一個人到底還有甚麼自主性可言？你有甚麼立場去告訴別人我們有判斷力不是餵甚麼吃甚麼所以不要來限制我們的自由？

契約式親密關係

2011-01-27T08:02:00.000-08:00

雖然我們都同意契約作為親密關係的本質，乃是不將彼此囹圄於執念的唯一可能解，但實際實踐起來卻並非如同理智上所理解的那麼容易。自我實現的傾向性以及認知的選擇性作為人類共同的缺陷，使維繫關係必要的互信基礎一但開始崩解就會陷入某種惡性循環的永劫。在傳統的關係中我們用命定論和普遍道德作為某種共識存在的後盾，但在契約關係之中，當面臨信任危機時卻沒有這樣的後盾來抵抗毀滅的自我實現預言。而除了靠理性重建信任，以及透過坦承溝通來修復某些被自我破壞的共識，再也別無他法。

契約式的關係要能容許調整、對話、磨合，也需要花費時間經營信任、在面臨危機時用理性克制直觀式的自我證成。這並不是在關系被締結才需要的實踐，而是關係自開始到結束的那一刻都需要維持的承諾。契約式的關係為了避免質變是需要付出一些代價的，但總是值得。

契約關係的維持是永無止境的學習。雖然在這其中我們仍然會一次又一次的發現自己的生澀，但這樣持續的付出、理解、實踐，而後親密，才是契約關係的唯一本質。